邵宇2015年的四个问题

2015年1月10日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上海陆家嘴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隆重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2015，路在何方】。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会成员就论坛话题#对外开放：新视角、新路程#做了圆桌讨论，参加本话题讨论的有诸建芳、沈明高、沈建光、俞平康、林采宜、徐高、邵宇。

邵宇：我先把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四个题目给到大家，然后大家做一个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一带一路，您觉得最可期待的投资的国家和区域是哪里？比如说缅甸、哈萨克斯坦没有关系，您给一个自己的判断。第二是关于自贸区，自贸区的2.0版本已经推出了，您最期待的政策是什么？第三中国对外投资新战略，因为中国对外投资成功案例不多，特别是很多国企。那么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可以更加有效的推进对外投资的新战略，第四个问题就是利率国际化。今天SDR将重新考虑人民币是不是会纳入到SDR的篮子里。另外在5月份SMCI会再次讨论将中国纳入指数的可能性。

诸建芳：我觉得第一个是在中亚地区。

沈明高：一路一带会不会成为主要的投资驱动力量，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处于以物换物的时代，比如说高铁换大米或者是高铁换石油。

邵宇：你觉得泰国算吗？

沈明高：泰国生产的大米要靠自己消化的话要吃13年，他的大米非常多，而我们多的是产能，我觉得高铁换大米比较好。当然现在石油价格下降的很厉害，是不是要换也要考虑。

沈建光：我觉得这些国家现在的经济现在还是不错的。如果是一带一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是要有经济效益的。因为这些国家崛起的时候要有很多的其他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都是在西亚。

林采宜：我比较赞同沈建光的观点，我觉得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可能是西亚国家。因为高铁会改变以前的海洋时代，这种投资可能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改变。从短期贸易来说应该是资源的互补，东南亚的人口红利和现在的资本流动性宽松，现在中国多的是钱和产能，而东南亚恰恰是相反的。从贸易互利来说是和东南亚国家，如果说改变海洋国家的格局的话，应该是西亚。

徐高：我觉得应该是中亚。我觉得做基建是要把原来的瓶颈破解掉。中亚和海上丝绸之路来说，我觉得从中国来说联系是很紧密的，而真正和互联互通构成约束的是中亚国家，他们的东西过来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去中亚修路比在东南亚做效果会更好。

俞平康：我觉得是东南亚。文化的趋同是贸易往来的基础。当然贸易互补也是一个因素。但是特别是对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说要保证回报可以被中国经济所获取的话，贸易往来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带一路要刺激周边国家对我们下游产品的需求，这样的话，东南亚国家更容易一些，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趋向于单一，他们的经济水平并没有特别高，这些终端产品他们的需求会比较大。

诸建芳：我补充两句，实际上一带一路推出去不仅是经济层面上，从政治层面上，现在从美国的战略当中，实际上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我们的迂回战略。我们去年做的几个，一个是到拉美去成立了金砖银行，实际上他是迂回的。而且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在削弱的。另外从一带一路最初的，哪怕是经济层面来看，开始不是说要赚多少钱，实际上中国政府要做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向外无偿建设，这样来看，我们初步的走出去很可能是西边开始的。因为东部还是比较难的。这就像下围棋一样，我们在东海和日本的问题，在南海和菲律宾的问题。在周边下棋下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把棋下到了拉美去。现在我们和拉美国家的关系都在调整。因此中国很可能是向西边突围。

邵宇：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二个问题，刚刚林采宜提到了自贸区，我看林采宜对自贸区很有研究。现在自贸区是2.0了。接下来我们谈谈上海自贸区的情况。

徐高：我觉得自贸区大的宏观背景来看，自贸区和之前的经济特区不一样。金融流动是很迅速的。金融要转个几十亿上百亿，动动鼠标就动了。因此自贸区要实现资本的流动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你在那个大坝上点了一个点，那个大坝就没有了。我觉得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你自贸区要发展，要么是你的雄心受限于宏观大背景，要么就是在自贸区和大陆之间设立一个大的玻璃墙，你觉得这样可能吗？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东西。

邵宇：自贸区扩区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意图？

徐高：我觉得意义不大，越扩区他的发展越受到宏观的限制。

林采宜：我个人认为为什么他采取扩区，是因为他其他的事他都说的不算，唯一能做的事就只能扩区了，但是扩区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刚刚说到的三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刚刚我觉得徐高讲的很有道理。金融和我们原来的上海外高桥不一样，他这个围栏物理围栏是围不住的。

邵宇：您觉得现在是开的太小还是太大？

林采宜：当然太小。

邵宇：您希望迅速放开？

林采宜：金融的围栏不是说扩区，而是说一天在岸账户可以向FT账户流动多少，这才是围栏。比如说现在个人可以流动5万，是不是可以扩到10万、20万，或者说像沪港通那样，是3000亿，然后进行一个总量控制。120平方公里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你扩到10万美金，那就有点意义。

沈建光：其实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林采宜有一些太悲观了。我觉得我最期待得就是负面清单，自贸区会不会把负面清单做的激进一点。自贸区第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和美国谈的BIT，以及美国的TPP。这是大的战略考虑。我们现在要搞投资协定，自贸区现在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试验田，这个扩区之后，主要是针对负面清单做的。把这个投资方面的东西进一步放开，这是第一步。第二我对金融开放没有什么悲观的。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到了，中国资本管制开放，上海自贸区的行动一定要和全国一致。资本管制开放步伐是非常快的，我觉得自贸区是在做准备，就是这些东西开放之后如何抢占先机，比如说上海可以取得先机，可以马上开展业务。如果说你很多东西不准备，你是做不了的。所以当时提出，第一个是资金是可以流动，很难在上海搞资本管制开放，其他地方不搞。实际上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管制放开是非常积极的，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在这里的。

沈明高：搞上海自贸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期待三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贸易自由化，一个是金融自由化，一个是政府管制就是负面清单。现在看最难的还是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能不能突破，主要取决于全国自由化的步伐。如果说三年内可以开放的话，那么上海是可以进行先行先试的。换句话说，一旦上海自贸区想做的事情，就是中央政府想好的事情。多长时间不好说，可能是有半年或者是一年的先机。

比如说香港的交易所以前有几十家，这个无所谓，谁都可以做关键是谁可以做起来，我们总是很重视数量，实际上你想明白的话，谁都可以做，为什么只能上海搞，最后哪一个地方能做起来的话，恐怕就是上海。数量的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

诸建芳：自贸区的实践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金融。前几天我参加了福建自贸区建设的会议。甚至他有一些政策是上海未来不具备的。我想各个自贸区有其单独使命去做的话，这是比较好的。

邵宇：我其实觉得扩区的意义很重要，以前要到自贸区开一个账户。这个账户现在确实是没有什么业务可以做，但是我和监管部门的同志聊过以后，实际上我发现是我们市场上人的想象力不够。比如说外面的钱是不是可以搞进来，非人民币标价的要进来确实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说是进人民币那只是受人民币跨境审慎的因素考虑。实际上我们在跨境上完全是可以转变的。而且现在央行正在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其实他们说分账单元一旦放开，就会有很多的机构大有可为。这当中蕴含的含金量可能大家还没有充分的去挖掘。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刚刚我提到了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到海外做一些投资会更大的成功？最佳的投资方式是什么？

诸建芳：我觉得从一些案例了解来看，比如说南苏丹，他基本都是空白的，现在我们中国给他一套教育的体系，他整个的教育体系都是我们提供的，他有资源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再把钱给他。这样最后确保我们的安全和利益，包括军事的保护。另外不同的区域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像安哥拉，我们也在做。从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

沈明高：我还是觉得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企业层面。当然国家要冲在前面，不能让企业冲在前面，所以整个的策略是什么样的策略，这一块是要思考的。另外企业层面是怎么样走出去的，我现在还在担心中国过早的走出去有几个风险。第一我们的资金成本太高，很少有国家在资金成本这么高的时候大规模的走出去。当然我们走出去是为了出口一些过剩的产能，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怎么样来设计我觉得我们要思考。另外我们可以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为主的。怎么样来解决融资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国外融资，到底融资能力如何，你的评级如何，这对国有企业也是一个考虑。第三我们的货币还不适应国际化，甚至连区域化都谈不上，中国基本的走出去和开放还是要和国际化的进程基本上吻合。不可能大幅度的去超前。否则的话，你的投资风险还是很大的。如果说是政治目的的话，他不考虑收益，如果说考虑到经济目的的话，一定要考虑这方面。

沈建光：我想其实很重要的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当初我到非洲的时候我发现很吃惊，最穷的国家，中国很多的温州商人已经把森林和矿产都已经买了。我们的企业家是很有竞争力的，他哪里有赚钱的机会他就去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是政府做的，是要减少审批，让充分发挥他们在那边的优势。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减少限制，包括汇兑等方面的限制。第二点就是政府的保护不仅是国企，另一方面也压保护海外的民企，也应该成为政府保护的对象。

林采宜：我觉得两类投资，第一类投资是国家意志的投资。第二是民间资本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就是实业家、企业家回答的，资本是逐利的，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走出去的时候，在政策上必须要宽松，在保护中国侨民对外投资方面政策上要更加强硬。

徐高：我也同意前面几位嘉宾谈到的，企业如何赚钱民营企业家一定比我们更清楚。另外在现在的时点上，政府有一些地方要有为。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在政府所拥有的资源和民营企业不一样，走出去有很大的风险，而且有一些时候，这种风险是我们必须要交学费的。比如说这个国家很乱，但是我们不去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情况如何，所以有一些学费是必须要出的，交这些学费的应该是政府。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在外的形象，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家形象比较负面，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做得很过分，导致后来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过去就比较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走出去企业的资质认证。如果说大家都出去，七搞八搞的，搞的形象怎么办呢？比如说有一些人要在拉丁美洲挖运河这一看就很不靠谱。这个政府我们中国政府要发挥作用。

俞平康：我觉得对这个话题来说，本身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走出去，一个是私人走出去。政府走出去可以是两条路，一个是中国比较缺乏的能源矿产，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到其他国家去获取。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周边比较友善的地区，形成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的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无可显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赞同的。从私人投资来说，我关心的问题不是走出去，金融自由化本身也不可能超前于实体经济的自由。只有在本国市场胜出之后，他才可以在全球胜出。

邵宇：我觉得因为国企走出去的话，始终大家争议比较多，我觉得民资来做GP，让国资的钱做LP，这样他遇到的风险会比较少。其实你说民企走出去，民企也没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和很多国际问题专家交流，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三点，第一是管控，第二是保护资产，第三个实在不行就是撤侨。这是政府军事管控的力量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今年A股纳入MSCI指数的话，大家同意的请举手。好的，我们的投票就到这里，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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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宇，金融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JohnSwire资深访问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2003-2004曾任职上海市宝山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2004-2009在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担任副系主任和CFA项目主任。2009年11月进入行业，历任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目前在东方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师、固定收益团队负责人。研究领域覆盖全球和中国宏观、权益和固定收益投资策略、量化技术及金融工程。

     邵宇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是一个“镀金时代”。在这段历史中，中国实现了真实的成长，同时也积聚了经济泡沫。作者把中国的增长秘笈归结为一个脱胎于较低生产力水平、僵硬计划管理体制的“史前经济体”，快速形成市场和资本的现代化过程。它压缩了超过200年的悲欢离合和生生灭灭，是一个从残酷野蛮、积累加速准备起飞的前现代，到狂飙突进、推崇生存价值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现代化阶段，再到强调多元生活价值、主观幸福，不再唯经济增长至高无上的后现代的完整演化过程。但从现在开始，镀金时代结束，进步时代开始，接下来的10年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能迈进一线大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