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踩踏事故如何问责？

　　跨年夜发生在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悲剧震惊中外。对此事件，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明确称，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辞旧迎新，本是喜庆之事，哪曾想竟然要支付这么多生命非正常死亡的代价。痛定思痛，民意都聚焦于两个字——问责。这种公共诉求很容易理解，毕竟，这一次，是没办法把问题推给天灾的，既然是人祸，就必须问责，否则就没有正义。

　　呼吁问责的声音很快迎来回应。日前，上海两级政府都表态将严肃问责踩踏事件。在相关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称，对外滩的拥挤踩踏事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问责;黄浦区委书记周伟说，作为事发地的区委、区政府，黄浦区要承担起责任。

　　表态之后，当然就是落实。当然，问责需要先调查出真相结果，然后进入问责程序，完成相关流程必须要耗费时间。对此，公众也应有耐心，毕竟，有些正义也必须要经历过等待才能抵达。现在的问题是，最终等来的问责，到底是不是客观公正的结果正义。

　　不必讳言，这些年，有太多所谓的“问责”都曾遭受民意强烈嘲讽。那是因为，问责有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敷衍民意，根本承载不起问责的价值本义，反而继续透支政府与权力的公信力，让正义受到更多的羞辱。不仅民意不满意，甚至连一些被问责的对象也站出来喊冤。迫于民意与权力的双重压力，在现实中甚至出现太多“烂尾新闻”——即曾经引起强烈舆论关注的公共安全事故，相关问责成为“烂尾”，不了了之。

　　该问责却不问责，或者问责不力敷衍了事，都是不公正，都是非正义。本来，重大事故发生后进行问责，早应该建立健全了相关机制，成为新常态了。但是，每有事件发生，如何问责仍然还是成为人们揪心的事，在问责结果出来后也总是会有人喊冤有逃脱责任者在偷着乐。

　　以2010年11月15日发生的“上海大火”事故为例，那次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后来也有相关问责结果出炉。比如，26名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8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时任静安区区长张仁良被行政撤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骏行政记大过处分。上海市长、市政府也被责成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但是，围绕那次问责，当时争议极大。有人委屈喊冤，有人无奈认命。如果连问责都不能真正回归公平正义，对那些冤死的生命又是何等不公，对他们家属又岂不是二次伤害。

　　现在，针对民意对这次外滩踩踏事件的问责诉求，相关部门应该把如何进行相关问责视为一道公共考题，拿出一份满意的答案，由此形成一个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的里程碑。因为这次，外滩踩踏事故不止影响极其恶劣，而且很多细节问题很有剖析价值，需要通过制度清理和重建来完成。

　　比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现在被定性为是一起“人群聚集事件”，而非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这就不适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事实上，国家安监局也没有介入调查。按照专家说法，这种无组织群众活动发生事故，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现在，把事件交于上海地方调查处理，由于事件既涉及“有人晕倒”“有人撒钱””有持刀者出现”之类的似真似假的传言，又涉及到当时灯光秀转场的信息传达、人流量预估判断、安保和应急机制等问题，相关责任主体不仅包括踩踏事件直接肇事激发者，还牵涉相关负责在开放性的公共场所组织和引导人流的公安机关，更关联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的领导干部。
 
    那么，接下来，真相应该如何调查?相关信息能否及时公开?每一个责任主体的问责到底应该对应怎样的制度文本?其中出现的信息断裂与制度空洞如何及时弥合?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要求，这种形成“恶劣影响”的事件哪一层级的主要领导应当引咎辞职?可以说，太多的责任划分，太多的标准建立，太多的制度健全，太多的信息公开，都需要围绕外滩踩踏事故的问责，向公众交付一份满意的答案。

　　从这个意义讲，对于外滩踩踏事件的问责，公众诉求也绝对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如果不能面对看得见制度的程序正义，也没有人愿意相信看到的是结果正义。所以，期待这起事故能够迎来问责的重大转身，成为公共事故问责机制建立健全的里程碑，来还原问责真正的结果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