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的农民

一

中国是一个进入农业社会比较早，而进入工业社会又比较晚的国家。在古典文献中，所谓“三农”对国家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因为农民提供了国家所需要的赋税和徭役，构成了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一个农耕社会中，农民成为社会的主体。因此，农业被推崇，甚至贵为天子的皇帝，每年也要象征性地耕作一下，表示自己是最大的农民。能有稳定的可供耕作的土地是人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有士农工商之排序，农业被排在工商之前。甚至当人们自诩为“耕读之家”的时候，耕被排在读之前。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对农业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农民的重视。当作为职业的士大夫出现以后，在知识上，农民就已经低于读书人了。所以在《论语》中，孔子将农业看做是小人从事的事，是不值得去做的。即使后代的封建士大夫要标榜自己与农业的密切关系，要亦耕亦读的时候，他们也并非想做农夫。耕读共存已经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士大夫阶层了。真正的农民，也就是只耕不读之人，被认为是粗鄙之人。

在传统社会中，农业知识的传承从来没有被纳入到主流文化的传承之中。农业活动基本上依靠农民的实践实现其知识的代际传承。与农业知识相对应的精英文化才是通过教育传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活动一直被认为是粗鄙和低下的体力劳动，而封建士大夫才是精英文化。

知识、地位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地位的不同。精英是统治者，而农民是被统治者。孟子早就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在社会的底层，尽管作为个人，少数人可以从中向上流动出来。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为农业文明创造了一个对照物，即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对照，农业文明不仅被认为是底层的，而且被认为是落后的。在进化论的背景下，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先进文明不断替代落后文明，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是先进的，蒸汽机是工业文明的标志；而农业则是落后的，人力和畜力成为落后的标志。

在东方社会，农的问题不仅仅与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承担了国家软弱落后的责任。当西方的工业革命完成，并进而依靠工业革命的成果向东方社会扩展，开始将许多传统的农业国家变成殖民地的时候，出现了两个不同文明的冲突，东方国家的被殖民化经常被认为是工业文明战胜农业文明的结果。在这种碰撞中，农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在工业化和传统农业、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对决中，农业社会处于劣势。

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上，追求国家的富强成为一个主旋律，而这个主旋律中，时刻可以听到工业化的声调。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当作了工业社会进展缓慢的替罪羊，受到诸多责难。

我们可以看看在近代中国大有影响的晏阳初，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的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声称要继承晏阳初的传统。但是晏阳初是如何看待农村的呢？1933 年，晏阳初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中对农村问题作

了说明。他写道：“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

二

马克思主义曾经严厉地批判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但是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农民仍然被看做是落后和愚昧的。在他们看来，社会是单一进化论的，高级的社会形式会代替落后的社会形式，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时代是进步的表现，而作为参照物的农业和农村，则是落后和愚昧的。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没有农民的任何地位，因为他们是与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的时候，有一段经典的“马铃薯论”，在其中，农民被刻画成分散的、不能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仅仅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如同企业工人一样相互配合，而是各自独立的。此外，他们不能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他们甚至无法代表自己，因此农民往往对专制权威俯首帖耳。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农民甚至不能充当同盟军。

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对小农的轻视。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认为列宁推崇极端现代化，从理论上看，列宁把小农看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小农的分散和低效率，代替小农的一定是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化农业。如果从产业角度来看，农民是分散的，代表了落后的生产力；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小私有者，不仅不能推动革命，在很多时候是革命的绊脚石。

三

我们都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农民革命成功的结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农村包围城市”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农民革命不仅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推翻旧政权的过程中，农民都构成了革命的主体。这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好奇，为什么被认为是落后的农民可以打败掌握先进武器的政府军队，于是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了对农民的研究。

如果将美国研究农民的著名学者斯科特对农民的叙述与国内有关对农民的描述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在斯科特的叙述中，农民的许多行为，尽管被外界看来是自私、胆怯和懦弱的，但是回到其生活的场景中，在其特定的社会地位中进行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是聪明和有效的。比如农民很少公开反抗统治，而采取诸如流言蜚语、拒绝服从等，这是由于他们处于弱者的地位，只能采取适合弱者的武器。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更多将农民看做是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如果我们要从农民中找到几个光辉形象，那些光辉形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像农民，反而是因为他们更不像农民。他们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而农民英雄一定是摆脱了农民特征的人。作为农民的农民是不被欣赏的，被欣赏的是作为非农民的农民。

但是改革提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书写农民的可能。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当农民被解除了束缚，突然迸发出的活力让人吃惊，农民创造的财富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农村的万元户甚至被城市人所嫉妒。然而农民的自主性被尊重和农村的活力只维持了不长时间，就被迅速拉大的城乡差距所替代了，繁荣的农村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农村问题重新被关注时，农村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不那么大了，原来对于国家财政收入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农业，现在反而需要财政的补贴了。

随着农业地位的下降，农民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有关发展的主流观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型，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必将经历同样的过程，即城市化。一些地方采取各种方法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将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在这种主流话语下，城市化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成为政府推动的过程。

在城市化的同时推进产业化，或者说规模化经营，主流理论认为小农是没有效率也没有出路的，农业的现代化在于集约农业，在于提高经营的规模。这意味着，即使农业可以存在，传统的农民却没有存在理由了。资本将替代农民，农业企业的雇佣工人将替代传统的小农。

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他们的土地可能被规模化，他们的住房可能被城市化，他们的后代可能非农化。农民正在失去主体意识，在外界强大的话语权下，甚至农民自己也要承认，他们是落后、贫穷和没有前途的。

近20 年来，由于主流发展理论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无限憧憬，一套新的话语被建构起来。在文艺作品中，农民经常被塑造成落后的和需要被改造的，与之相对的是文明的、先进的和主动的。话语中的“农民”，他们的形象是如何变得可笑的？不是农民变得可笑，而是他们经常被作为喜剧化处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且生产最直观又看似最简单的农产品，同时又总被当成落后、愚昧的群体，很少有人进入他们中间，去认真地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逻辑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甚至通过嘲笑农民来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只有调整并建立一种底层的视角来理解农民，才能真正读懂农民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