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在不同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主要有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或莱因模式、日本模式或东亚模式等，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征。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者分别从商业体制、企业组织、制度环境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这种经济模式的多样性进行解释，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国外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的只是关于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规律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现象。因此，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多样性提供科学的解释，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挑战。

在理论上，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仍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发展的差异性。例如，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论述过德国等西欧大陆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英国的差异性：“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 8~9

依照马克思的理解，前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必将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会存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不同。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从本质上来说，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不同国度之间的历时性差异，而非共时性差异。

然而，资本主义在当代各发达国家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恰是经济模式的空间多样性，其中，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共时性差异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具体来说，同样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劳资关系）模式或经济模式。[①]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以一定阶段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大体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或者说处于同样的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在生产关系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如何解释它们的生产关系在具体形式或体制上的差别呢？显然，直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不能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和事实。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深入挖掘和重建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尝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模式的多样性现象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

    二、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及其实质

从国外学者对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模式多样性的研究来看，他们主要是从经济管理体制或商业体制、经济运行特征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来理解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异性。其中，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国家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成为基本的划分标准与分析内容。例如，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一著作中较早提出，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两种资本主义及其竞争。[②]

我国学者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学术见解。例如，于东林根据西方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自然资源条件和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差异，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程度的不同，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的差别，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模式归结为以下四种：美国以消费为驱动力的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德国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为目标的经济模式；瑞典的有活力的私营企业与平均主义福利计划两者结合的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2] 30~33, 16~20刘凤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之上，试图超越仅仅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出发来解释模式多样性的理论观点的局限性，进而提炼出了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四个基本要素，即生产力基础、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和纲领、文化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在金融危机后所做的调整。[3] 20~21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都存在理解上的差异和分歧，但是，大部分学者所分析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美国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竞争，不主张国家过多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表现在劳资关系上就是工会呈多样化格局、结构分散、政府干预有限。

（2）德国模式、莱因模式或欧洲模式。阿尔贝尔把德国、北欧等一些国家的经济模式概括为“莱茵模式”，其实质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我国学者刘凤义则把阿尔贝尔的“莱因模式”称之为“欧洲模式”，并进一步指出其突出的特征在于垄断资本的“银行代理投票权”的特殊运行方式、企业内部的共同决策和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谈判制度以及政府的“社会国家”职能。

     （3）日本模式。我国学者于东林提出“日本模式”是在东西文化结合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主要特点是：“官民一体”的产业协调发展体制；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形成“企业共同体”；除少数大资本家外，各社会阶层的收入存在均等化趋势。而刘凤义依据市场经济模式所包含的“社会性”内容，将日本模式的显著特征归结为：法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主银行制度、企业内部的终身雇佣制度、政府独特的“行政指导”功能。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多样性现象还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框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只是对这些不同模式的分类描述和概括，并且这些分类和概括本身也是各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对于产生这些不同模式的原因，更是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上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重要的不仅在于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模式进行怎样的归类和概括，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深刻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本质。尽管从现象上来说，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似乎更多地是一种管理模式或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别，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的差别才是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4]589

我们认为，一方面，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的同质性，另一方面，通过重构并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能够科学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多样性。[③]

三、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及其运用

众所周知，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时，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8由于马克思本人在不同地方使用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涵义，从而使人们对于“序言”中的“生产方式”及其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理解。[④]

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如何理解这里的“生产方式”这个范畴的涵义，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应该认识到，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理论，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总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理论。这里，我们有必要援引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有关论述来说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一贯的。然后还要探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之间的关系。

早在1846年，马克思于12月1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 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6]17马克思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即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力首先决定的是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众所周知，1845-1846年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阶段。上述引文表明，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开始，就提出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理论。

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再次写道：“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7]602这句话的意思与上述引文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发表了几次演讲，1849年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发表于《新莱因报》上。其中，马克思在论及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形象地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行动并能作为军队行为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8]724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整个内部组织”对于我们理解生产方式的涵义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具体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各要素的结合形式或组织方式。其中，生产各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即“生产的技术方式”，例如用牛拉犁耕地还是用拖拉机耕地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技术方式；生产各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即“生产的社会方式”或“社会生产方式”，例如农民用自己的牛或拖拉机耕地还是用地主的牛或拖拉机耕地就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显然，生产的技术方式并不直接表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的社会方式”或“社会生产方式”则直接决定了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就必然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要素和技术发展水平相同或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而具有不同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不能直接从生产力中得到说明，而必须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出发才能得到解释。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 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8]994

如前所述，在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在序言中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观点，并且将这一理论或方法论贯穿于整个第一卷中。在第一卷中，马克思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和历史起源（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原始积累过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与变化（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发展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转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上述引文表明，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一贯坚持的重要理论，而决不是一个偶然的提法或表述。

显然，从理论上来说，这里存在一个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关系的理论与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⑤]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591 ~592

这样，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马克思的两个理论，即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和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那么如何正确理解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存在统一的或一致的一面。如上所述，由于生产方式中包含了生产的技术方式这一涵义，而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含义是基本相近或相同的（事实上，马克思在许多场合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就是指生产力），因而，说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决定的，与说生产关系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次，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又存在一定的差别，差别在于，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终极的、历史的决定作用，而关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则更加突出了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前提下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直接关系。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力及其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和最深刻的物质基础；从某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或社会经济形态本身来看，由于生产所采取的具体社会方式的不同，会使某种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形式。因此，马克思的这两个理论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前一个适用于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过程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更替，而后一个理论则更加适用于解释同属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差别。

我们认为，只有同时运用马克思的上述两个理论，才能一方面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又能对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差别即多样性事实进行科学的理论解释。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特殊社会结合方式，即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力的买和卖。尽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关系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关系的特点，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劳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差别。[⑥]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时代，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是支配国家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或因素。而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又是以劳资关系为前提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由于资本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为了实现资本利益即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这一共同目标，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动态性和可变性，从而使劳资关系一方面呈现出历时性差异，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即共时性差异。运用上述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能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差别或多样性事实做出科学的理论解释。

   美国模式或“新美国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滞胀对美国经济的国际地位造成了沉重打击，到1973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出口贸易和黄金储备中，美国的比重分别下降为36.6%、14.3%和7.9%，而欧洲和日本的相应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卡特离任时，美国的物价上涨率是13%，失业率将近8%。[11]115为了维护资本的积累和扩张，里根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制定和推行了了一系列减少税负、扩大私有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尤其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企业的管制和控制等，劳动力市场高度自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很大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开始复苏，逐渐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因此可见，从根本上来说，美国模式的形成，是里根政府为解决资本危机而对社会生产方式进行调整的产物。

德国模式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联邦德国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同时还面临巨额的战争赔款。因此战争结束后，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曾经遭到希特勒政府镇压的工人阶级有着强烈参与国家社会重建的意愿，而一部分资本家在战时曾为希特勒发动战争效力，战后也希望改善和工人的关系，尽量为资本的积累创造新的有利条件。因此，联邦德国内部形成了特殊的阶级妥协关系。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联邦德国遭遇了战后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劳资矛盾再度恶化。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后，打破了劳资关系完全市场化的传统，强化了政府作为中间人化解劳资矛盾的职能。政府参与的“协调行动”使得劳资双方在工资协议谈判中能够适当照顾对方的立场和利益，使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幅度相适应。同时，联邦德国政府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劳资矛盾的缓和促进了国内资本的扩张，联邦德国经济在1968年之后再次呈现出强劲发展的趋势。由此可见，德国模式的形成，本质上仍然是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重构的产物。

日本模式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战后为了恢复正常生产，日本实行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控的力度和范围都大大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日本政府首先调整了畸形的战时经济结构，制定实施了“倾斜生产方式”，即对重点部门进行价格补贴，同时进行了如分散财阀、解散少数企业对经济的控制和确立劳动权等改革。分散财阀的目的是消除封建财阀对企业的封建统治，这就要求企业起用一批年轻的中层管理者。而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得年轻管理者以企业长远发展为主要目标。为此，他们采用了积极的措施，即从学校直接招聘企业所需专业技能的人才，同时以终身雇佣和逐年加薪的方式构建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队伍，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日本工人在二战中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处境艰难。战后，为了改善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许多工人纷纷加入工会组织。同时，美国推动日本进行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的发展。由于工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对资本一方产生了负面作用，于是，政府又开始实施限制工人运动的反向政策。从1955年开始，工会的斗争以每年的“春斗”的形式展开，成为调节劳资关系的一个新的方式和途径。到1970年代，日本企业逐渐形成了通过内部工会组织来协调劳资关系的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日本模式”也是为了适应日本资本的发展需要，通过调整和改革资本的社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来，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危机的各种政策措施，以期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可以预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的各种经济模式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上述研究表明，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理论，可以科学地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多样性的本质和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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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西方学者更加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的历时性变化和发展，例如布雷弗曼、布若威、法国调节学派、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演化经济学家等，但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时性差异或多样性方面，仍然没有形成能够称得上是“范式”的理论框架。

②继阿尔贝尔之后，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惠特利则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问题，区分了6种商业体制类型。参见：理查德·惠特利：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③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特定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都是影响特定经济模式形成的因素，但是它们不是形成这些经济模式的根本条件或原因。

④马克思本人使用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或范畴具有以下多种涵义：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与中产关系的中介或二者的统一、生产的物质技术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的分工协作关系等等。

⑤在我国学术界，吴易风教授系统总结和阐发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参见吴易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用这个原理“替代”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基本原理。

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分析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时，深刻地指出了这种交换关系与一般的商品交换的重大差别，从而揭示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博弈所产生的经济根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于东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上）、(下）[J].国外社会科学，1992，（8）（9）.

[3]  刘风义，沈文玮.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9，（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同上。

[9]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三卷手稿这段话的具体写作时间有待考证，但大体上应该是在19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陈楠，汪芳.美国70年代滞胀的表现形式和政府的调控政策[J].金融经济，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