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专栏张季鸾的“国家主义”

一个新闻人为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鼓与呼，就是在维护最大的“国家利益”。

刊1月15日《长江日报》读周刊专栏版。

张季鸾的“国家主义”

黄波

言及中国现代新闻史，就不能不提到《大公报》，不能不提到长期任《大公报》总编辑、一手奠定其风格的张季鸾。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之后，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影响甚巨。尽管张季鸾和《大公报》于“四不主义”的实践究竟如何，不同的人等站在迥异的立场，当时难免有不同的观感和评价，但《大公报》通过其在现代史上系列重大事件上的表现，它所秉持的价值，越往后越能够得到后人的珍视。

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大公报》是一份自由主义报纸，张季鸾是一个自由主义报人。一部《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大公报》和张季鸾绝对是需要浓墨重彩的内容。

这种印象当然不能算错，张季鸾自己撰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但如果认真研究张季鸾的言论和思想，就会发现，这种印象至少并不全面。

1941年，张季鸾病逝于重庆，时任重庆版《大公报》经理的王文彬撰回忆文章，其中写道：“对国家大计，季鸾先生有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认为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云云，这不是和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合为一辙了吗？国家主义学派，就是鼓吹国家利益压倒一切的。

如果说以上只是张季鸾追随者的一种回忆，未必可靠，那么再看1941年张季鸾为“中国新闻学会”所起草的宣言，宣言声称：“新闻记者本为自由职业之一，今日亦然，而意义有异。慨自敌寇入侵，国危民辱，成败兴亡，匹夫有责，今日抗战建国之大义，即在牺牲个人一切之自由，甚至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平等。”这已经和国家主义者的诉求完全一致了。

一个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却发出了国家至上的声音，如何理解？首先是要注意张季鸾当时所处如上述宣言中所指的“敌寇入侵、国危民辱”的背景，在国家存亡未卜的危机中，希望个人私见和私利归并到国家大计之中，这种心态非身经战难者无法理解；其次，尽管张季鸾以国家至上为号召，但他和《大公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呼吁与捍卫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张季鸾曾代表新闻从业者，对国民政府提了四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切实开放言禁；切实保障报馆及从事报业者之安全；不得迫令报纸为图利一人一派之宣传；撤销以前未按正当程序对报馆或记者所加之处分。这四个要求的提出是在1936年，可见张季鸾并未由于国家时局的特殊就全然忘掉政府应守的本分。

不妨试着梳理一下张季鸾的理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不错，但这是大的目标，而维护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则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这个逻辑当下已经很好理解，试问没有个体的幸福，国家的强大在哪里，没有个体的尊严，国家的体面又在何处？

张季鸾这样的国家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不独张季鸾为然，现代史上中国青年党是公认的国家主义派，但他们对政府专制和独裁的抨击却十分激烈，正是有了这样的激烈，他们维护国家利益的真诚才让人感动。

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扛着国家主义招牌，却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被压制被剥夺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曲为之辨，那只能说是伪国家主义，是一个虚伪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