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后通牒实验的一些疑问

一个人如果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形，要么接受1元，要么拒绝，没有人会不选择前者。但是，如果一个人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形：自己如果接受1元，会导致与（自己不相关的）对方得到99元，而如果自己拒绝，则会导致对方也什么都得不到，我相信至少个体的选择不会那么直截了当了。个体在最后通牒实验中面对的情形比这个还要复杂一些。在该游戏中，Proposer 决定对于一笔数量给定的财富（如100元）自己得多少、给对方（responder）留下多少，对方只能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拒绝，则双方什么都得不到，而如果接受，则按照Proposer所决定的分配比例来进行分配。

这个实验主要被用来理解个体的行为动机，并用于与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所预测的结果进行对照，说明后者的不足。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的情形下Proposer 会给对方留下总财富的4成左右，双方会以6-4开左右的分配比例达成一致、从而各有所得；如果Proposer 如果给对方留下的少于3成，则被拒绝的可能性很大，也意味着双方都什么都不得。这个结果被认为是对于大范围内的人群都是高度强健的。按照实验者的解读，这个实验的结果与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测相悖，后者会预测Proposer 只会给对方留下尽可能少的财富，而对方呢，因为尽可能少的财富也是大于0的，所以，也会选择接受。进一步，这个实验的结果被解读成，经济学假定个体是单纯地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的假定更可能是，个体不仅考虑自身的利益，还会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个体不是狭隘的利己者，而是具有利他偏好的人。进一步，有些实验者还将这个结果用于说明自利的人为什么合作。按照这些人的理解，自利的人之所以合作是因为他们还有利己动机之外的利他动机、公平动机等。

这里不准备对经济学中的自利假定到底意味着什么进行争辩（我完全同意Binmore 的观点：那些把“自利”概念理解成自私自利、并由此展开对其的批评的做法，是针对稻草人的批评，因为，真正来讲，新古典理论中的自利概念指向的，不是个体行为的特定经验形态，而仅仅是关于个体行为的逻辑一致性的表述），而仅对以下在讨论中完全被忽视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1、人们普遍认为，在最后通牒的实验中responder面对的问题情形是，“要么接受1元，要么拒绝”（A）。但作为整个事件中的一个组成环节的“要么接受1元，要么拒绝”(B) 能够被认为是和单独地存在的这种情形完全一样的吗？例如，responder要不要考虑“要么接受1元，要么拒绝”这个情形是怎样产生的？或者说，由谁造成的？显然，假设如果这个情形是由完全不受个体控制的力量所造就的，个体当然会选择接受1元而不是拒绝；但是，如果这个情形本身不是这种性质的，而是由个体多少也被卷入其中的力量所造就出来的结果，那么，可以想象，个体不会单纯地就把（选择1，或者选择0）作为选项在其中进行选择，而是会把其他可能的更好的选项（例如，（选择40，或者选择0））也考虑进来，来决定自己要不要接受当前所面对的选项。

如果这个分析是对的，那么，这意味着，当人们想当然地把最后通牒中的个体可能面对的选项——如（选择1，或者选择0）视为是给定的、从而个体只能在其中进行选择的时候，这就已经错了。也就是说，最后通牒游戏中responder所面对的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不能解读为在给定的选项中所进行的选择的（到底responder是否如实验经济学家们所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把A和B真的认为是一样的，应该很容易进行经验验证。而之所以没有人想过把这个实验者自己推理过程中的重要假定本身也拿来检视一番，是因为人们都忽略了这个重要假定本身的存在）。

2. 一旦意识到在最后通牒的游戏中个体所面临的选择不是在给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而是在可能的选项中进行选择，那么，问题的焦点就转变成：到底什么样的选项是最可能使得双方达成一致的（或者说可行的）？

为了简化问题，假设现在是6元钱的最后通牒实验，个体的选择只能是整数。Responder可以推想，自己面对的可能的选项有（1, 0），（2, 0），（3，0），而选项（4, 0）（5, 0）（6, 0）会被认为不可能，因为对方给自己的利益过半了，除非对方跟自己有特别的关联，否则，对此有期望本身是不理性的。在这剩下的三个选项中，Responder会进一步想象，我的接受底线在哪里，因为他一定不是简单地把最坏的一个选项单独拿来考虑，而是会认为，另外两个更好的选项也本来是可以期望出现的。从 Proposer的角度出发，他会考虑自己决定给对方留下的比例多少对方才更可能接受。 Proposer也很自然地会意识到，Responder对于自己所面临的选项的认识是什么。如果自己给对方的选项就是（1,0），Responder会立即认识到 Proposer没有给他提供相对较好的选项，而是提供了最次的选项让他在其中进行选择。

可以想象，除非玩的是独裁者游戏，此时Responder只能把自己面前的选项当作给定、而不能对游戏本身到底怎么玩产生任何影响，否则，Responder是很难接受Proposer仅仅给自己最坏的选项的。其实，不管是Proposer还是Responder， 对方的存在，对于他们的最大化利益考虑来讲，自觉不自觉地都构成了现实的约束。一方面，正常的人没有谁会期望别人对他的好超过甚至对自己，但另一方面，也不会认为自己到底得多少成为由对方完全主宰的事情（除非是独裁者游戏），或者说，容许对方可以在几乎是肆无忌惮地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作为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或拒绝”的Responder来讲，他本来就不期待自己的所得超过半数。但是，他也不会允许，对方罔顾自己的存在而几乎是不受约束地最大化。

按照这样的分析，游戏的结果反映的，与其说是个体的利他偏好或公平偏好，不如说是在两个人的利益客观上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各自把对方当成是自己最大化的现实约束条件时而出现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个人其实关注的，都是现实可行的最大化，把对方的利益考虑进来最终也是为了此目的。

关于最后通牒游戏的其他思考：

1、它和囚徒困境是什么关系？如果囚徒困境被认为是反映了人类合作游戏的精髓，那么，最后通牒游戏呢？似乎前者只涉及合作还是不合作的问题，而后者还涉及到了以什么样的条件合作的问题，并且后者似乎反映出合作条件的达成与相互避免陷入互不得利的局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2、公正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是人际间效用的比较问题，还是人际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均衡问题？是动机问题，还是博弈均衡的问题？

3、最大化通常被认为针对的是“行为的逻辑一致性”。如果说在选择更多和更少的问题上，逻辑一致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那么，在更复杂的问题场景中，到底“逻辑一致性”意味着什么，则往往并不显然。有些情形下，甚至会产生悖论的结果。例如，个体给对方留特别大的份额，看起来是最大化了，但如果放在“个体和他人的利益互为条件”的环境中，因为忽视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约束条件，这直接意味着对自己是不利的选择。

4、似乎，理性与否的问题更是一个对现实决策的环境的敏感把握的问题，当事人对于决策环境的敏感度往往超出了研究者的想象：往往是研究者因为不能很好地把握当事人感知到的决策环境，所以对于什么是理性的决策会产生极大的误判，进一步，又基于这种误判而对当事人的行为加以扭曲的描述，最后又以自己发明的、精巧理论来对已经是扭曲的描述加以说明。 

本文中研究者把A和B当成是一样的，而当事人其实不这么看，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基本原理：只有在当事人眼中是同一的对象，才能被认为是同一的，才能由此出发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推断或评判。例如，一种地位商品价格从3000涨到3万，结果销量不减反增。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东西的标价提高时，人们认为它所能够提供的效用也提高了，所以，东西不能认为还是那个东西，而是当事人眼中更好的、愿意付出更大代价的东西。

除此之外，对于问题场景的表述（framing）的微妙变化也会影响个体的认知，从而影响其选择。这也是个普遍的问题。例如，如果把Proposer面对的问题这样表述：你有两种可行的选择，或者自己选择1元，对方会得到99元，或者自己选择99元，对方会让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这可能又会产生另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