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焕视界第42期人的城镇化潜力耗尽还是尚未开始？

大焕视界第42期

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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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你想怎样就怎样？】

事物发展不是你我想怎样就怎样，也非他他他想怎样就怎样。投资型政府这条路它自己走不下去，地方无度「请客」（借债）、中央买单，最后中央买不起单（不能无限超发货币）。最后就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纷纷移民，但我看民企好日子刚开始甚至还未正式开始。

【大趋势：人的城镇化潜力耗尽还是尚未开始？】

——兼论中国房地产的空白地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有一篇文章，说中国人口城镇化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理由是其对中国人口53%的城镇化率（2012年数据）表示怀疑。

“假如中国总人口的53%在城镇，则应该有47%的人口在农村。但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农村青年都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仍然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还有生理上有残疾的人。从数量上看，依然留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应该在30%左右，不会超过35%。依此估计，当前的城镇常住人口比率应该占总人口的65%-70%，远高于当前的统计数据。如果笔者的估计符合实际情况，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将城镇化当作未来经济增长动力的期盼可能要落空。

“不仅如此，中国未来还会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第一批农民工大多数是60后和70后，这批人童年在农村度过，生活十分艰苦，有些人在农村还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对环境的忍耐限度非常高。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正是这批人的巨大贡献。但60后与70后这批人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很快将进入年老体衰阶段，继续在城市打拼越来越困难，他们将被迫返回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近期中国发改委官员就从涪陵榨菜的销售走势上看出，中国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销售份额由2007年的49%、2008年的 48%、2009　年 的47.58%、2010　年的 38.50%下滑到 2011　年的29.99%，从占半壁江山滑落到30%以下。这个数据表明，华南地区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上述现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后几年也许不是城镇化加速，而很可能是逆城镇化。”

他说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分析和推理太粗糙了，没有准确把握中国当代城市化的真正脉胳。如果按我的算法，扣除没有在城市安居和落户的2.6亿农民工，中国到2012年底的城市化率最多达到35%，要达到70%左右的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至少还要20年时间；达到80%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还要更长时间。

衡量城市化率的关键，当然是有多少人在城市定居。而现在的农民工，充其量是漂泊的候鸟，每年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春运，就是候鸟们大规模集体迁徙的见证。60后70后中的一部分，固然面临着年老体衰被迫永久返乡的命运。但紧接着，还会有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也就是现在留守农村的孩子，还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义无返顾地扎进城市。只要他们没有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边缘地带定居下来，城市化就远难说已经完成。

至于“榨菜指数”，并不能说明华南地区的农民工都回到了农村乡下，而是随着出口的衰落，传统出口加工产业面临着一番大洗牌，工人有可能暂时离去暂时回乡——但也只是回到家乡附近的城镇，也有可能流到了长三角、京津冀或者其它城市。

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全国市场化程度加深，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特区地位作用下降，深圳和东莞等地长期对外来人口户籍和财产的双排斥政策使得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离开珠三角。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P55写道：

“在每年的春节假期，深圳至少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会遵循古老的传统返乡休假，但在2008年春节后，深圳的官员却惊讶地发现有接近两百万人没有回来。尽管这座城市仍有大量的需求——这个职位空缺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七十万——却有百分之十八的移民劳动者决定离开。深圳政府的官员把最低月薪从四百五十元人民币提高到七百五，再调高到九百，却无助于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导致深圳面临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工人短缺，政府于是宣布再次提高最低月薪至一千一百元人民币，这项承诺同样没有显著效果，官员对此困惑不已。有些人猜测中国的低工资制造业竞争力已然走到了尽头，但没多少人提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秘密在于，“这些人大多都是去往了比较接近家乡的内陆城市，尽管工资只有深圳的一半，却能够住在像（重庆）六公里这样的‘都市村庄’里。”

“只要和深圳的外来工稍微相处过，就能够理解其中的问题。这里有数百万工作人口在密集的公寓区买了房子，带着家人定居下来——但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具备专门技术的商人、工程师、白领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对于平凡的工厂打工者而言，这是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梦想。此外，这里的外来移民也不像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那样能够开设小商店或小工厂。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北京与重庆，乡村移民都聚居形成上千上万人的村庄，其中的居民主要来自同一地区——例如六公里就是这样。在这样的社区，他们可以找个简陋但还能居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然后在一楼的店面开家小店铺、小餐馆或小工厂，就和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一样。”

也就是说，深圳等许多珠三角城市根本就没有农民工的落脚点。他们买不起也租不起标准的公寓房，却没有更为简陋的普通民房可供他们选择。

我认同经济学家华生的一个观点：“人的城镇化是‘最大的事件’。有统计说，中国农民工有近80%集中在沿海地区，同时又有80%在大中城市。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指标是异地农民工有没有城镇化，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是检验真假或新旧城镇化的准绳。如果只讲本地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江浙等沿海地区，许多本地农民根本不想进城（因为有巨额拆迁征地补偿——笔者注），你提高城镇化指标就没有意义。但是如果用外地农民工市民化的标准来衡量，那里的新型城镇化可以说还没起步呢。”

与此相佐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做客央视《经济热点面对面》节目时说：“买到房的进城打工农民比例低于0.7%；经常有一句话说，农民工就是老家的房子让老鼠住，自己在城市住老鼠窝；什么时候能在城市买得起房子了，孩子能接过来上学了，老人也能够在城里养老了，农村的土地才能流转出去。”

尽管今天只有不到0.7%的农民工在城里买得起房子，但只要他们的现金收入保持像现在一样有九成都来自打工而不是务农，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回去，不可能真正回到农村。事实上，随着工业、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农业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只会逐渐下降。如果我们创造条件，让农民工能够逐步在城市和城市边缘地带买得起哪怕小得不能再小的相对简陋的房子或小片土地，逐步有一个一个台阶向上的财产性收入，中国的城市化将未有穷期，中国的未来将大为改观。

关键的问题卡在哪里？卡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缺乏一个支撑点、一个跳板，一种被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道格.桑德斯称为“落脚城市”的地方！“落脚”两个字，在这里不作动词用，它是形容词！是“落脚的城市”而不是“落脚在城市”！“落脚城市”是区别于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的一个农民进城的“中转站”，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贫民窟”三个字来替代。

我们一直以宣扬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没有贫民窟自豪。但它的巨大代价是：青年农民都被迫住集体宿舍，“50岁以前没有性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同时，进城农民没有进城的“中转站”，社会没有联系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纽带，结果，城市和乡村永远断裂：农民不可能“一步到位”买得起城里的房子进入中产，也不可能回到乡下。他们永远悬在半空，城市定居不了，故乡无法回去！

我们一直呼吁也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建设的保障房，其实比“落脚城市”即贫民窟更增加百姓的居住成本。两个原因：一是保障房太偏远，大大增加了穷人的时间成本导致住不起；二是保障房成套建设，再小也比进城农民在“落脚城市”没有厨房没有客厅没有卫生间的单间大，还是贵，住不起。

其实，贫民窟是人类在城市化过程中永远无法消除的自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发达如英国伦敦，照样有贫民窟的存在。而由于城市收入和乡村收入的巨大落差，贫民窟里的人们的坚持与韧劲超乎想象。《落脚城市》一书中如是写道：

“来自乡村的移民带有非常高的志向，通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志向更高，”研究贫民窟学校与社会情况的巴西学者古德斯说。肯尼亚一名城市规划官员也说，“贫民窟的居民普遍都比城市人口来的坚韧。”（P42）“套用联合国一个机关的说法，这些社区‘不是绝望的贫民窟’，而是‘充满希望的贫民窟’。”（P45）

但到底是绝望还是充满希望，不仅取决于贫民窟里的人们，也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法律环境对他们和他们所在区域的态度。

可以说，没有贫民窟的合法化就没有穷人的上升空间，没有贫民窟财产自由化就没有人的城镇化！《落脚城市》P50到P53页（2012年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版）为我们描述了世界各国的贫民窟历史及不同政策的后果：

“由于落脚城市普遍遭到误解与猜疑——经常被人鄙夷为停滞不变的贫民窟，而不是变动活跃的地区——以致各国政府在过去六十年来都一直致力于遏阻落脚城市的形成。许多学术界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性的浪漫想象，因此这两种观点也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效果。

“政府政策于是以遏制人口大迁徙为主，采取的手段包括劝止或阻碍村民移入大城市，不然就是把这些移民人口分流到其他地区。这种政策极少发挥作用，但在这类政策当中，效果最强烈而且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项制度彻底阻绝了任何城市化的发展（但仍阻止不了千百万的农民在城市里落脚立足，因此在较为开明的政策出现之后，许多落脚城市也就立即随之成形）。其他的威权国家，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与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也以实质措施遏阻了人口的迁徙。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一旦禁止或限制乡村至都市的人口迁徙，通常也见不到经济成长。没有城市化，经济就会随之停滞，人民也常因此挨饿。

“其他政策也同样有害又缺乏效果。印度尼西亚强迫六十万户家庭从爪哇岛中央的村庄迁往较为偏远的地区。这项做法不但有碍于雅加达的快速都市化，甚至还可能加速了人口向都市的移动（就像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严厉阻止城市化导致堰塞湖效应——笔者注）。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越南、坦桑尼亚、巴西及南美安第斯山脉各国，也都曾经采取大规模的措施，把人口安置在城市以外的地区，但同样无助于减缓或降低都市的发展，而且经常对经济及千百万人的生活造成严重损害。落脚城市仍然不断出现，却因为政策的打压，以致无法蓬勃发展，也无法转变为正式而舒适的都市社区。针对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Dar es Salaam）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进行的研究发现，管制迁徙活动的法律导致穷人的生活更糟，而且又造成深层次的腐败情形，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想要迁徙的人就必须贿赂官员，如此又进一步导致落脚城市的犯罪现象更加恶化。

“巴西的军事政府大概是各国当中最致力于遏止落脚城市形成的政权。他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做法：把北部农民大批移入亚马逊盆地；兴建中转性的目的地城市，新首都巴西利亚即是一例；提供补助强化既有的中型人口聚居中心；立法禁止一切国内迁徙活动：设置路障与检查站阻止人口迁移；并且增加全国预算以促成‘人口的合理与宽松分布’。然而，这种种措施却都阻止不了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等大城市出现贫民窟，而且发展的速度还高居世界第一（同样是堰塞湖效应和加剧城乡之间的‘瀑布落差效应’——笔者注）。一般人经常只看见这些‘法维拉’的暴力与脏乱现象，而忽略了一项事实：这些地区的移民没有人返回家乡，原因是这里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他们的未来也比较有希望。

“人类学家帕尔曼（Janice Perlman）最早看穿一般人对落脚城市的误解。帕尔曼指出，这些一般人认知中的边缘地区，其实都是‘奋力追求地位提升的社区’，建构这些社区的人是‘活力充沛、诚实正直、充满能力，只要获得机会，就能主动发展自己的邻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法维拉将会自然演变成为富有生产力的社区，与城市彻底结合’。但她也提出警告，指称这些充满活力的社区有陷入困境的趋势。‘简单来说，他们具备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所缺乏的，乃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她的观点，还有其他与她认知相近的南美学者所提出的看法，逐渐吸引了巴西领导阶层的注意，尤其是后来在1995年当上总统的经济学家卡多索。20世纪80年代末期，巴西对这种现象首度展开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迁入都市的移民不但为原本的农民创造了更佳的都市生活，而且法维拉的居民在城市待了十年之后，经济与社会地位平均也都高于本来的城市居民。换句话说，不受阻碍的落脚城市是种极为有效的发展形式，效果优于目前已知的各种经济、社会及人口控制政策。

“到了20世纪末，许多经济学家与部分政府都已意识到，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徙不仅不是贫穷国家的问题，还是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实际上，世界银行在2009年针对这项议题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削减贫穷与促成经济成长最有效的方法，乃是鼓励人口迁徙，促使都市人口密度成长至上限，并且促成最大都市的成长——前提是乡村移民抵达的都市区域必须获得大量投资，也必须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历史上首度彻底承认落脚城市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在许多地方，官方的态度仍然远远落后于这项宏观的认知。即便迟至2005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向研究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限制乡村至都市的人口迁徙活动。”

 

看到“前提是乡村移民抵达的都市区域必须获得大量投资，也必须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个字，估计很多人口流入地政府会大伤脑筋。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专门论述：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这里只简单地对房地产商们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从1998年起算，整整15年了，房地产满足了富人阶层、有产阶层的房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甚至在很多本不该城镇化的地方搞小城镇大跃进，未来将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鬼城、空城风险，一些开发商势必要破产，但是有一个空白之处一直还没有人做，这个空白就是着眼于“落脚城市”即贫民窟的超级迷你小户型、没有卫生间甚至没有厨房的小房型、单间房等的建设，为一代又一代的进城农民提供他们买得起的、和中产社区一样会逐渐升值的房子、创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

机会就在眼前，《落脚城市》第49页如是写道：

“坎兰格查（隶属孟加拉达卡）这类地区的贫民窟小屋，绝大多数都可供私人拥有，而且经常成为房贷竞争、资产投机以及其它各种房产买卖的金融操作对象。这种所有权也许缺乏正式登记，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却是落脚城市居民人生中的核心要素。‘不论土地使用类型或者住宅质量，劣质住宅都在现行市场上广告、出售及出租，’一群学者调查贫民窟的住宅状况之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今天，城市郊区的土地主要都经由市场交易取得，即便在较为团结的非正式地区也是如此。’落脚城市的住宅虽然形象低落，却绝非免费，甚至也不便宜。贫民窟里的土地价格通常比富足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还要高（但分割的面积却能够比这些富有地区小得多——秘密就在于小——笔者注）。此外，贫民窟居民为水、煤气和电这类商品付出的价格也通常是最高的，因为这些资源必须由卡车运送过来，而且通常由当地企业垄断。”

对开发商来说，针对从农村新进入城市的贫民阶层建设的房屋，其单位土地和单位建筑面积获得的收益一点也不比中产阶级社区获得的收益低，甚至有更高！而贫民阶层能够负担更高的单价，秘密就在于它的面积足够小，中产和富人阶层嫌他们太小，但这却是贫民阶层安居乐业和实现财产保值增值的“进步阶梯”！这个道理，就跟孟加拉的尤奴斯和中国的茅于轼给贫民阶层提供的小额贷款，利率比普通贷款要高出许多一样。

很多城市政府在民意裹挟下热衷于半真半假地为城市新移民提供保障房。姑且不论大部分保障房事实上惠及不到外来人口，就算能够甘霖普降覆盖他们，也未必是他们所需要。不说保障房过于偏远增加的大量时间成本，即使保障房就建在城市中心，对进城农民来说也过于奢侈。再小的套房也比合租或者单间来得贵。《落脚城市》第54页这样描述中国深圳一对感情笃定的恋人生活：

“‘我们现在都在找房子，’姜淑芳一面看着中介的租房广告，一面对我说，‘可是我们宁可住在不同宿舍，而且是小宿舍，一个房间住四到六个工友，因为这样便宜的多，也方便的多。我们如果住公寓，就绝对存不了钱。’”

在北京东三环外的首城国际，据说有100平米的房子月租金达到2万元，里面烤面包似地叠着24张床！对于单位租金来说，这相当高。但对于承租人来说，把个人的使用面积降到最小，租金就可以大幅度拉下来。尽管北京一直在打击地下室出租和群租现象，但它丝毫不能改变市场自发的“迷你贫民窟化”现象。

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进城农民来说，他们迫切需要的不是一处体面的政府提供的、只能居住不能拥有进而为他们保值增值的住宅，而是第一迫切需要的是攒钱，以及拥有哪怕再小面积的房产或地产，作为他们一步一步向中产、富人阶层迈进的阶梯！他们不会甘愿永远住在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和廉租房里，而要一步一步地通过攒钱和置产向上提升自己的财产和社会地位！

关键的是，我们的社会，从政府到开发商，有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一种“进步的阶梯”。茅于轼先生曾经提出公租房廉租房不能建独立卫生间，遭到倾盆大雨般的口诛笔伐。但事实上，他比很多讨伐他的人更懂得穷人的需要。任何人的进步都需要一步一个台阶，理想主义常常希望人们一步到位而有意无意抽掉中间的梯子。结果是：理想超前半步，是喜剧；超前一步，是闹剧；超前十步，就是悲剧。而我们的理想主义，常常超出百步十步！

进城农民能够扎根于“落脚的城市”，需要三个基本条件：自由开小工厂、小商店、小餐馆的创业空间；有虽然简陋或者虽然很小但适宜居住的居所，能够自由买卖就更锦上添花如虎添翼；身份的认同，特别是子女教育不受排斥。第一点创业空间尤其重要，第二点次之，第三点再次之。但如果三者都具备，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进城阶梯。

在中国现有的法律范畴内，前一个条件完全可以具备。因为城中村和城郊村的土地可以通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乡镇企业”等形式建设店面和住房。如果进一步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或者鼓励开发商建设迷你小房型，无疑是农村进城新移民的福音。再加上政府开放户籍，通过中央政府负首责的教育券制度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则新移民的上升空间和速度势必大大加快。

这样一种“人的城镇化”，正可谓还没有真正开始。

讲真话，说真相，求真理（真正的道理）；

煞权贵，煞民粹，煞假道学。

思维决定命运，

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得出不一样的人生。

——大焕视界，

闲看春花，

笑对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