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什么导致宪政？

 在宪政不存在的时候，宪政就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此时，“什么是宪政”显然比“什么是宪政的不足”更加重要，因为好的东西，要先得到它之后再去考虑它的不足。刘军宁先生的“什么是宪政？─评《联邦党人文集》”一文（《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3/01/08）就是以此为基调的一篇表达宪政愿望的文章。

但是，“什么是宪政”还存在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方面：有没有什么隐蔽着的东西是宪政建设所忽略的？“什么是宪政”会不会因为没有考虑这个隐蔽着的东西而歪曲了宪政？

《联邦党人文集》说人类面对的难题是：“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个非此即彼的命题其实是不准确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与“机遇和强力”之间，不是二选其一就决定了政府的好坏，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从来也都需要“机遇和强力”。所以，刘军宁的“暴政与宪政的区别就在于：暴政用强权来建立政府，宪政用自由选择和慎思来建立政府”是错误的。

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既需要“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又需要“机遇和强力”，这意味着说：“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是宪政，而只能是乌托邦，因为只有在书斋里“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才不需要“机遇和强力”。

这个疏忽背后的实质问题是：宪政建设靠的主要不是“宪政的规范理由”，而是“宪政的实力均衡”。“宪政的规范理由”说：任何江山都是大家的江山，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打江山”者并不能自动取得“坐江山”的天然权利。

这种“宪政的规范理由”本质上不是在“论证宪政”，而是在“鼓动宪政”。试想一下，如果“打江山者并不能自动取得坐江山的天然权利”，难道是“不打江山者反而能自动取得坐江山的天然权利”吗？说到底还是那个道理，暴政是打出来的，宪政也是打出来的，宪政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出来的。宪政可以鼓动，但宪政不能论证；“自然权利学说”不能用来论证宪政，宪政涉及的是“人的社会权利”不是“人的自然权利”；“人的自然权利”不能论证“人的社会权利”，因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必然导致其他人相应的社会义务。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这里不是在否定“人的自然权利”，我仅仅是说建立宪政不是“人的自然权利”而是“人的社会权利”。拿“人的自然权利”说事只是弱势群体在用自己唯一可用的武器去表达不满而已，所以这“不是论证而是鼓动”。当一个学者认同于“人的自然权利”时，他就是一个行动家而不再是一个理论家，他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论证就必定是在服从利益而不是在服从真理，他最终就是在展现一种“合理的伪装”。

但是，我们能不能象刘军宁那样另从“现实中的人性”去论证宪政呢？刘军宁是这么说的：“如果人本性上是天使，无政府就可以了，政府是多余的；如果人本性上是奴隶，暴政就可以了，宪政则是多余的。人在本性上，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奴隶，那么，宪政就是必须的。暴政是管制臣民的，宪政是管制政府的。所以，从人性出发，人类既需要有政府，同时它又不能是暴政。”

刘军宁的“人性论证”同他的“自然权利论证”一样失败，因为“人在本性上，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奴隶”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错误。人性里包含着天使的属性，也包含着奴隶的属性，还包含着暴君的属性。暴政和良治的存在，这本身就表明人性所可能导致的善恶结果。“人性是什么”和“人性必须是什么”是两回事。暴政存在说明人性里确实有“奴性”，而人渴望宪政则说明人性里确实也有“非奴性”。

宪政实际上是人的“奴性”与“非奴性”的对抗结果，所以上文说宪政不可能不需要“机遇和强力”。刘军宁还提到休谟对掌权者的“无赖假定”，可如果掌权者“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那么，这只能进一步说明宪政需要“机遇和强力”，因为“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治不了无赖。

所以，宪政的要害不在于去说宪政如何好，如何“自愿同意与和平施政”、“有限政府、分权制衡与法治”、“保障权利与自由”，宪政的要害在于克服“奴性”，在于想要宪政的人用“非奴性”压倒自己的“奴性”和掌权者的“君性”，而且在于想要宪政的人自己的“非奴性”里不能有“君性”，否则那种宪政就只会是“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些“城头变换大王旗”。

都知道“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驯服统治者，就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最大化，政府权力的最小化”，可是，了断那个梦想的最好方式，却不是简单地说“让宪政变成现实”，而是如何让“奴性”和“君性”自我了断。不幸的是，我们当下在文化上根本看不到这个可能，而在制度上也看不到这个机遇。

宪政主要不是靠“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宪政主要是靠“机遇和强力”，宪政主要是靠“奴性”和“君性”的自我了断。我们的问题不是不能了解“奴性”和“君性”，我们的问题是不能了解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和“君性”。当“奴性”和“君性”只被认为存在于别人而不是存在于自己身上时，鼓动宪政是不可能的，宪政也因此是不可能的。

宪政的定义不是宪政的全部，论证宪政有多好的愿望和启蒙都不能触及宪政的本质，“什么是宪政”里那个隐蔽着的东西是一种导致宪政的“文化与制度的根性”。每每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同大陆一样的台湾不也能有宪政吗？可问题是，从地缘规模和人文规模看，台湾文化只是大陆文化的“亚文化”，而且台湾当时的制度及制度环境也与当下的大陆不同，即“文化与制度的组合”完全不同。重大的差别都是细小的区别造成的，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台湾的宪政看到大陆的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