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国家审计署对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有多个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达到国际警戒线。
相关地方政府的市长,自然会成媒体热堵的对象。很多中国市长,现在已熟稔外交辞令:“举债才能发展”,“我们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更有一些市长高调亮相大拍胸脯:“给我五年时间,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
拍胸脯表态市长和拍脑袋决策市长,往往内在行为逻辑是一致的,要说其水平有问题,市长本人是一定不服的,当上市长这样的高级干部,难道不证明水平高吗,事实是,现在选拔制度下当上市长,未必就真是水平高,但另外事实是,座在那位子上,你不服也不行。
如中国证监会高官说:“给我一年时间,我投入宝马下去,保证捷达出来”,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笑话,而“给我一年时间,我投入捷达下去,保证宝马出来”,大家一定觉得这是笑话,但当一些市长放出土地经营豪言:“我们重点建设新区现在地卖50万一亩,但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再参考这些年房地产价格飙升,不加识别,或许真会半信半疑。但今非昔比,此时仍玩这一套,“水中月”式的市长承诺,注定是无法打捞的。
全球经济正在激烈动荡调整,新兴经济体成为动荡调整中心。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内忧外患双重挤压,受到冲击实际上非常巨大。5月CPI和PPI的“双降”,再度释放中国经济疲软信号,而之前多项数据显示,产能过剩、外贸滑落、消费低迷,不再是短暂现象,而是持续性的,像PPI指标已创近8个月的新低。
此前中国政府连续过度投资扩张政策,功效大打折扣且弊病逐步显现,维持没有水分的GDP年增长7%十分困难,如政府真下决心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放弃投资刺激和严格把控银根,没有水分的GDP能维持正增长都是幸运,要提升正增长的幅度,只有把释放改革红利放在大规模精兵简政和大规模减税减费上,但这些现在仍没大动静,悲观预期,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很难避免,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没有深入骨髓的反思。
政府性债务,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是债务率达到100%和偿债率达到20%。根据国家审计署这份审计报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10个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债务,有16个债务率超过100%。从偿债率看,有14个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有20个偿债率超过20%。已经透露了相当地方债务危机一触即发、土地财政无以为继窘况。
土地收入日见少,经济低迷无税源,财政不仅要还债,还要继续养那么庞大的吃公粮队伍,市长还能如此有信心的拍胸脯,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市长,无论工作失误多么大,只要不是贪腐被查办,又没有掌握机密的二奶举报,市长都是没有责任的,更不会被追究,何况,重大决策还有党委集体失误做殿后,谁不折腾谁犯傻。市长权力一样大,凭什么你东部可以折腾,我西部就不能折腾?
所谓适量举债都是官话,有那个市长不是想把全世界钱都举债到自己的地方来,不用他自己还,这还不等于白抢。国家审计署调查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截至2012年底,超过一半尚未编制债务预算或债务收支计划,三分之二尚未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制度,不仅市长不用自己还,地方政府压根也不会去想着风险谁承担。
市长的“给我五年时间” 更是一句马虎眼,干部走马灯式换,连续当五年的市长已是稀缺,能提拔的会急着走,不能提拔的被顶替走,怕出问题会自己把握换地走。GDP作为政绩考核是一大原因,但导致不计后果GDP疯狂的,则是背后无法直白另因。
这样机制下,每个市长都谋求短期的 “率先发展”,每个市长都爱上了钢筋水泥,讲大话轻巧的似乎很“内行”:“交通好了,整个环境改变了,招商引资形势就此转变,吸引力随之增强。其实往往拉动几个项目,投入一点钱,整个价值就提升了”。搞经济如果都这样简单的话,中国市长不获得诺贝尔奖实在是太冤了。
市长们的击鼓传花正在进行中,后接任市长难过日子刚刚开头,制造新广场、新高速、新机场、新城区、新地王的机会越来越少,守着一大堆债务和落后剩余产能,面对艰难的就业压力,每天被纠纷和群体事件困扰的焦头烂额。但即便如此,想当市长者仍比肩接踵,拍胸脯还债不灵光了,还可拍后背玩别的,国有东西太多,一下还玩不脱,私有东西界限不清,很多也必须过市长的手。
地方上出了问题,中央不能不管,这也是地方上的一个无恐有恃,但问题累积的如此严重,与中央之前的监管规则、法治逻辑是否严格是密切相关的,但愿从治本入手,提纲挈领尽快出大招,而让市长不敢随便乱拍胸脯,也自然是其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