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法治税收是宪政国家基础

　　2013年新年献辞，多方呼吁宪政。

　　宪政不是浪漫主义的高调，需要各方划出各自的责、权、利边界。任何宪政都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在奋斗过程中可能有强权、有流血，也有各方利益集团在公开的平台上绝不浪漫的斤斤计较的博弈过程。

　　英国大宪章始于1215年，到1928年女性才获得平等选举权。作为中国的近邻，韩国新近选出第一任女总统朴瑾惠，已到宪政时代，而就在其父亲朴正熙时代，韩国仍处于类似于军政与训政的交界期。身为军人的朴正熙完成了韩国从军事统治向常态统治的转变，其发展重工业、消除绝对贫困的新村运动，严厉的反腐，以及在国际关系上的宽容，为韩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朴正熙不可能有韩国的宪政。参照韩国的宪政奋斗史与台湾地区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可以看出国内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消除贫困与文盲、宽松的国际环境、接受基本民主观点的精英强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国百余年的民族复兴奋斗史，在精英阶层的观念上经历多次反复，从梁启超的新民说、阎锡山的山西实验、晏阳初的农村教育到毛泽东的大炼钢铁、文化革命，均未取得成功。这些改良缺乏经济基础，缺乏民众的理智呼应。国人在呼吁宪政的同时，很少同时呼吁市场经济，呼吁税收与权利的对等，呼吁司法独立，更没有呼吁通过法律尊重合法的民权，现在，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实验划定所有群体与个人责权利边界的时候了。

　　百余年来，中国不仅未能真正实现宪政，甚至未能得到表面上的尊严。

　　从清末开始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并未有统一而稳定的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期间忙于战争，在借贷中度日。其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货币改革以惨败告终，从始至终，未能取得统一财政、法治税收的试验成果。在他们略有控制权、获得民众支持的1927到1937年间，财政与税收的统一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在当时政府特聘的美国财政专家阿瑟 恩 杨格（Arthur N. Young）所著的《1927-1937年中国的财政经济情况》中有详尽的描述。但这场统一财政的实践因抗日战争而终止，此后中国进入战争财政时期，在30年代曾经实行的预算等制度被破坏，抗战后严重的腐败加剧了财政的破败。退踞台湾后，国民党政府痛定思痛，统一财政、税收，大力发展经济，通过土改消除了绝对贫困群体。

　　贫困不可能产生宪政。2012年年底电影《1942》在中国热映，影片反映的是在封闭体制下绝对贫困，人群最大的目标是活着，尊严、法律等等都是奢侈品。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多数中国人都在贫困中度日，贫困生活被镀上了社会主义之金依然是贫困，所追求的无非是活着，喊口号的贫困与不喊口号的贫困没有本质区别。政府了解重工业对前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全国布局重工业主要生产企业，但对市场经济的蔑视以及对数字的绝对追求，使这场重工业化运动以可笑的大炼钢铁结尾。并不奇怪，此时的教育是在不相信科学常识者的带领下的洗脑运动，最终交白卷者成为英雄。

　　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财富，此时的中国离宪政的距离比唐僧到西天取经的距离还远。经济运动的失败被错误地归咎为道德衰落。1978年前，掌权者始终相信文化革命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基础，一次次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依然是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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