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期盼一个法律至上的中国

梦想，人皆有之，种类繁多，这里我只讲“法治”之梦。

作为法律人，深感2012年之不平凡。重庆薄王案件、浙江吴英案、贵州黎庆洪案等，将民众关注热情从年初延续至年末。

薄—谷—王一案，发生在执政党领导权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涉及高层要员，影响一个重要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形势，国内外关注。问题在于，已经审结的谷开来一案，在一系列问题上并没有审清查明，律师在其间基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律师的职能被严重弱化，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至盼王—薄案的审理与辩护，能吸取经验教训，得到纠正。

由此，我的第一个新年之梦是：希望律师的执业环境能得到改善。

2012年7月底，我参加黎庆洪案的法律研讨会。多名律师在为黎庆洪案作辩护时，感受到了贵州司法环境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历过的黑暗很多，而像贵州如此成色的很少。面对严峻的环境，承办律师大胆、直白地针锋相对，被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军批评为“律师闹庭”。对此，我非常不以为然。

贵州法官驱逐律师、搜查律师，这才是胡闹！而律师基于法律规则，不屈服于压力，不配合法官的拙劣，却被冠之以“闹庭”。同样是“闹”，却反差鲜明。宋词有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对这个“闹”字评价很高。律师一闹，贵州案子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进而小有进展，我看就很好。针对如此恶劣的司法环境，律师该不该“闹”？我的回答是，该。法官以恶行丑化法律，而律师则坚持底线，以挽救公平正义。

律师群体应在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中守土有责，但不应盲目自大。在法律共同体中，律师又通常属于弱者，但我们无须自卑。在困难的环境中，律师群体应手执圭臬，奋力前行。前路灯塔亮点微弱，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黑暗中透出的一丝光明。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定信心，希望依然存在心间。

我也有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望，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止于遥想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中国律师以其20万之众有资格向世人宣告：律师是民主法治的坚实支柱，是使其实现的一股无可替代的力量。不管前路艰难，不畏航线险阻，我，不，我们，决不歇步。有道是：永不告别君莫忘，奋斗到底法治成！

由此，我又有了第二个梦想，期盼中国成为更加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度——在这里，法律至上。

所有仁人志士无不胸怀崇高理想，忠于事业，心有不灭的火！律师从事实务，更应以他们为榜样，脚踏实地，竭尽全力，基于爱心，在维护人权的同时，为大众的未来描绘一个良善美好的生活图景，实现拉着法律金索把社会引上正确方向的历史使命。

我们的法治建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历经这么多年的曲折坎坷，民主与自由都还在远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无望一蹴而就。因而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一夜功成。只可坚持韧性，逐事积累，逐案推进，才是正道。

目前影响司法的因素很多。特别重要的是：第一，政法委决策取代法院的审判；第二，是地方行政权力对司法的限制；第三，审判权和检察权没有最终分离；第四，法院本身的腐化腐败；第五，法官素质不高，或文盲，或法盲，没有独立精神，更缺乏自由思想。因为这些原因存在，中国的司法独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

权力扩张，问题严重，如何去推动改变？我想，首要之点，进一步扩大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历史上，我们经常被剥夺这项权利。鲁迅先生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中国历史上的周厉王时代，当时“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民没有言论自由。20世纪50年代，林昭为争取言论自由英勇献身：人称“四君子”的杨子立发表了言论也被收监。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段时间的言论自由令人向往，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情况有待改善，少数人的言论在我们这里得不到保护。言论自由的空间属于个人，属于自然人，是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不属于政府的恩赐。言论的出发点就是要实现自我，表现自我的价值，绝对不可以说言论对谁有用才可以，没用就无自由。当然，自由是相对的，在实践中言论自由跟行动的界限要区别。

讲言论自由，首先是表达的自由，这一条对媒体尤其重要。社会应达成共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监督，对公权力的制约，绝对不可以被恣意限制。

我们应当承担历史的使命，从当前的实际出发，用我们扎实的行动，一步一步地去推进国家的进步。

(本报记者 陈锋整理)

人物素描

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曾经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其以专业和操守立世，被尊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著作《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被视为中国刑事辩护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