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之争

　　当前，应超越投资率是否偏高、投资过多过少的争论，而应将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放在首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投资需求切实存在、潜力巨大。

　　近日，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是由消费拉动的，会出现类似美国的危机，也即“未来中国经济仍将由投资而非消费驱动”。显然，这与经济学家陈志武等人“中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观点相左。实际上，这两类观点均言之成理、已经交锋多年，总体上“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成为主流观点。

　　事实上，争论一直在延续。中国消费率偏低的主流观点的依据主要是国际比较，世界上很难找到类似经济体。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92年的47.2%下降到2010年的33.8%，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60%的平均水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1%的平均水平。2001-2010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1980年的71.8%下降到2011年的51.6%，远低于71%-7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反对一方则认为“消费率偏低”论证方法不严谨、可比性存在问题，有专家认为，还有大量的消费支出未统计进来，实际消费率超过60%，与东亚“四小龙”所经历过的水平相似。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调结构进程，主张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呼声一直很高，反过来，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刺激计划极容易让人受到“刺激”、引起反弹。往往一提投资拉动，就会想到房地产、“铁公基”、重工业等领域，许多质疑也伴随而至，如容易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地产泡沫、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不可否认，我国10多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很明显，投资率依然长期居高不下。

　　实际上，从资本回报或效率视角看，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投资偏高或过度。清华大学白重恩等认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如1993年中国实质回报率是15.7%，近期为5%左右。北大科研组也认为，中国工业企业的税前利润率超过日本，接近美国。双方研究均不支持投资过度的判断，这也说明“投资热”有其合理性、自发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将投资和消费割裂开来，投资的目的在于消费，二者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和融合。消费率和投资率是对偶关系，投资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投资中相当一部分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消费，消费的扩大也会引致投资扩大。此外，虽然我国1990-2010年的平均消费率只有56%，但同期增长率却高达8.6%，远高于世界3%的增长水平，如同期美国平均消费率达84.7%，但消费增长率只有2.6%。我国多年来形成了“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消费增长率高”的格局，即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导致高投资率、经济和收入的高增长，最终实现消费的高增长。虽然消费率变化不大，但增量绝对数在变大，从更长一个时期来看，消费率自发调节后的稳态水平可能与类似经济体相差不大。

　　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投资拉动并不等同应由投资完全主导经济增长。一国经济如保持长期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进步，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消费。相反，长期性过度消费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消费率高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好、竞争力强，否则，经济危机不会重现、穷国也不复存在。投资固然重要，但不能偏颇、否定消费的拉动作用，如2012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8%，高于投资50.4%的贡献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能简单固化认为一方主导。

　　当前，应超越投资率是否偏高、投资过多过少的争论，而应将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放在首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投资需求切实存在、潜力巨大。但各地依然普遍存在“投资饥渴症”，政府大都有投资冲动并掌握土地、金融、审批等资源，这就诱发了投资的主体、投向、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故此，应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厘清与市场边界、注重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公平竞争作用，更多依靠民间资本、人力资本，更好提高居民消费、降低不合理的政府消费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