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国企应如何存在？

　　每年3月中国的全国“两会”，总有若干个经济话题如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柱华表一样，怎么也绕不开去，国有企业改革便是其中极醒目的一个。

　　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到底强大到了怎样的地步？可以看一组来自全国工商联和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为1085.72万户， 注册资本31.1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资产总额31.2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5万亿。“中央队”呈现出“以一敌十万”的强悍实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现更是耀眼，仅五家国有银行的全年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净利润总和的两倍。

　　拿这组数据与国有企业最困难的十多年前相比，可谓恍若隔世：199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2600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

　　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的当代经济史上，国有企业“以一敌十万”，其强盛之势可谓是前所未见的景象。今年初，103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一书，对中国崛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但是他对国有经济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位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看来，“由于可以取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

　　也正因此，在过去的2012年，一些被改革拖宕而激怒了的国内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主张，他们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私营化改造、取消国资委、发改委等等，有人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国民。这些主张，在民众中引起极热烈的呼应。

　　极端化的事实催生极端化的舆论。当今的国有经济改革命题已经被打上了浓烈的意识形态记号。不少人认定，只要有国有经济，就一定会有垄断，有垄断就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催生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结论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让国有经济退出历史的舞台。

　　但是，这样的必然性推演是否成立，是值得探研的。若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围绕于“存废”而展开，今天就可以预言，必定吵成一锅粥。自由派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喋喋不休，辩护者灰头土脸却寸土不让。最终必无一个建设性的结果可以达成。

　　在我看来，非此即彼的“存废论”，事实上将国有企业的改革脸谱化、简单化。真实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应当如何存在？

　　回看中国历史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故乡”。自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民间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公元前81年，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讨论国有经济的存废，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对国营化政策，他们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来仍然存在。比如，国有垄断“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再如，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又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这些儒生没有学过制度经济学，但看到的问题已经与罗纳德·科斯几乎一样。可是，儒生们无法回答为国有经济辩护的桑弘羊提出的疑问：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政治制度是否应该废止，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会在另外一篇专栏中讨论），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

　　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问”，两千年无解，迄今仍亟待回答。自汉以后的历代政府从来没有一个有勇气消灭国有经济体系。1998年之后，国有企业通过资源垄断实现暴利的过程，其实是一次并不陌生的“历史性回归”。在没有寻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模式之前，对于以“大一统”为治理目标的中国来说，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是不可思议的。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曾揭示说，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正是这一规则的生动体现。

　　也正因此，近三十多年来，以政策探研为目标的经济学家大多对国企的“存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去年以来，提倡国企私有化的学者中有不少在当年均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此次表现得非常激进，应该有各自的原因，或许是专业思想的改变，或许是想吸引眼球，或许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国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为自由化问题。

　　即便是倡导宪政变革最积极的杨小凯教授，生前也并不主张国企的私营化改造“搞的太快、太早”，在他看来，“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本轮经济改革在前二十年，基本上是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抓大放小”，实施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可惜的是，1998年之后，国企改革的战略发生变化，国有资本在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的同时，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仍然被视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或多寡头经营的优势。到2003年初，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脱胎换骨，盘踞于产业上游，与中下游的民营经济集团构成楚河汉界的对峙之势，2004年对钢铁、电解铝产业的整顿以及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的“国进民退”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格局之下。

　　所以，国企改革的首要课题是破除垄断，给予民间一个同台竞技的环境。当今的国企集团实力强大，已可以“以一敌十万”，绝非当年的“刘阿斗”，自应该自信地拆除“护城河”，允许公平之竞争。

　　第二个层面是国有经济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庞大的利益所得。

　　人们应该都记得，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本轮改革开放的第一场战役，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中央政府就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国务院对大型国企率先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在整个19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层与上级“婆婆”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党组织的关系，企业内部厂长与书记“谁说了算”的讨论等等，无不围绕着管理制度的变革，进入19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更是在制度上将这一改革往前推进。然而，到今天，再来观察却会发现，强大的中央企业及省级大型企业越来越变成“政府型企业”，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央企的干部任命居然是由国资委及执政党的组织部联合宣布，企业创造的利润也绝大部分留存为部门利益，所谓“全民企业”实质已蜕变为“政府企业”及集团利益。

　　因此，与其纠结于国有企业的“存废”，倒不如在本次“两会”上，认真地研究如何改进国企的现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务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企三分开”，改变现有的国资委与党的组织部双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资人的身份行使权职，将企业决策、经营权还给董事会和管理层；

　　第二，“全民企业全民分享”，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全社会的福利；

　　第三，改变120家中央企业的权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留成和利润分享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同时将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维持。

　　早在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作品，在这部成名作中，费正清用大量事实展示了中国问题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国企改革的问题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费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须流经的渠道”，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