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乃娟治堵与治污都是公共品范畴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近日，有两会代表对城市管理中的治污与治堵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说，事实证明，收费式治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目前针对私家车的收费已有燃油税、车船税、停车费等多项，而且不少税费包含了城市基建、交通管理等费用，部分城市再征收拥堵费，给人感觉好像总在老百姓身上求解药。

环境污染与交通拥堵已成为困扰一些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居民的两大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车轮飞速旋转三十余年后，很多城市居民开始在意自己身边的环境状况。交通拥堵令很多人呼吁城市管理者应该尽快出台治堵的方案，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一般性的情况是，出台的方案往往是跟“费”相关的，在实在没什么可行的方案能够拿出来时，一般就只有价格这把剑了。但就像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建忠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陷入一个收费怪圈：限制或收费—短暂缓解—需求猛增—供给不足—更多限制或收费。”很明显，最后收费的承担者们是普罗大众，他们付了费，但问题依旧。

如果不以一种提供公共品与提升公共服务的心态来对待这些民众的问题，那么就经常会以价格手段来敷衍一下。环境是一种可以被搭便车的完全公共品，它只有通过每个地方的联手治污，才能实现洁净的空气。很明显，它需要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这就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改革与治理。并且，治污是看不到经济发展产生增量的，但是它却是一种服务型政府必须要提供给民众的公共品。治堵也是如此，它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增量，但是却是城市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会受到环境与拥堵的影响，本质上，如同食品安全问题一样，大部分是一条船上的蚂蚱，如同乘坐一架飞机一样，无论是头等舱商务舱还是经济舱，这家飞机是否安全都会影响到他们。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其《金钱不能买什么》里面说，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环境保护、娱乐、生育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多年前大多是闻所未闻的。似乎一切都是待价而沽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似乎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感到担忧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关乎不平等，另一是关乎腐败。

的确如此，在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方面，以价格手段来应对，不仅是公共服务缺位，而且加深了不平等与腐败现象。环境问题也让有钱人可以选择逃离，穷人也没有什么能力只能接受。更深层次，人们不知道“费”的去路，看到问题犹在，心理不禁产生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