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

　　刚刚过去的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但却终结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因为去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红利拐点提前来临，这标志着中国将逐渐进入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该如何来应对这样一个新时代呢？

　　“过年前工厂里就走了30多号人，本来想用过完年再发一部分年终奖的法子来留人的，没想到刚发了奖金，又有20多号人辞职了。现在只能再去人才市场招工，可这工真的越来越不好招了。”上海一家木材加工厂的张老板无奈地说道，“我也知道，现在上海物价越来越贵，房租也是年年上涨，两三千元的工资的确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还不如回老家找活干。”

　　其实张老板的解释只说对了一半。除了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普遍面临的用工荒和涨薪潮的背后，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我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刘易斯拐点悄然降临。因此不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面临用工荒和涨薪潮，中西部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人口红利拐点提前来临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此前大多数专家对人口红利拐点出现时间的估算是2015年，而联合国此前更是乐观地预测这一时间点将在2017年前后才会到来，没想到一直被看成属于将来时态的人口红利拐点这匹“狼”，真的已经“来了”。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对此表示，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应该是稳步地、逐步地有所减少。而劳动人口的逐渐减少自然会导致用工荒和涨薪潮，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曾撰文指出，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后，工资上涨将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中国将长期处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高压下，中烈度通胀可能会持续存在。同时劳工收入的快速上涨与政府宏观调控对房价上涨的抑制效果相叠加，会使得中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此外，涨薪潮会迫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大投资力度，使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大幅提高。比如富士康已在全国暂停招工，今后3年内将大幅增加生产线上的加机器人（300024）数量。这也预示着中国作为龙头及窗口的制造业垂直产业链将逐步瓦解，印度、越南、柬埔寨等许多尚处于人口红利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将逐渐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笔者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 就业市场的逆转，对于中国经济将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从宏观上看，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从国际角度上看，制造业模式，可能面临一次全面的调整；过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胀，也会遭遇冲击。 从投资角度，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什么？ 1、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 2、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此轮通胀之后，CPI的回落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 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会受惠。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 5、外资结构出现变化

　　当务之急：产业升级

　　从产业结构上看，用工荒和涨薪潮首先冲击的就是中国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毫不夸张地说，压垮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偏重的税负、不是人民币升值、也不是融资难，而必定是企业主难以承受的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压力。因为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除少量依靠高端技术外，主要还是依靠低价使用本国低端技术和自然资源，尤其是持续投入大量本国廉价劳动力来实现的。这种主要依靠低价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实现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产品和生产工艺的落后。如今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今后继续依靠人口红利实现这种粗放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再可行。因此，唯有将我国经济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模式转变，即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加速形成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避免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减速。

　　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中国必须要更加重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升，使得市场上提供的劳动力，与产业升级后企业所需要的具有更高技能要求的岗位相匹配。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劳动者自身要加强就业后的二次技能培训和学习，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中谈判的砝码，作为政府也应该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使教育投入占GDP 比重在2012年首次实现4%目标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上升，从而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长久之计：人口政策适度调整

　　但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人口红利拐点的提前到来也预示着中国老龄化危机的加速来临，这就给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3年《中国计划生育法治状况》报告，关于计划生育法治今后的改进方向，报告建议，随着硬性配额与指标及相应强制性手段的消除，公民获得真正自主行使生育权的机会，社会抚养费制度和有关行政处分机制在未来亦应逐步取消。报告表示，这一主张基于对未来的社会发展预期，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可能向欧美国家趋近，家庭的发展模式、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也将有类似改变，一个明显的例证即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相对一二十年前已出现明显下降。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老龄化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呼吁尽快修改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取消超生罚款”的呼声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专家提出应该在政策上适当鼓励高收入、高学历家庭生育第二胎。在当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虽然已无法改变未来20年内中国劳动人口占比和绝对值逐渐下降的趋势，但却为2030年后，中国避免陷入当前的“日本式衰退”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保障。

　　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改革红利

　　在过去30多年中，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有四大红利——人口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体制红利。知名时事评论家石齐平先生对记者表示，如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现实，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浪潮袭来，全球化红利也在快速衰退中。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后，至今还没有出现新的具有同等能量的生产力革命。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红利中，有三个今后将很难再形成支撑作用。相比之下，唯有改革红利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并且还大有挖掘空间的。“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如果想要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最有效也是迫切要做的就是坚持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挖掘改革红利。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才有可能继续保持强大的发展潜力。”石齐平说道。

　　简而言之，如果人口政策能够得到适当调整，劳动者的竞争力能够得到有效提高，整体经济结构能够成功转型升级，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继续深入下去，那么今后中国才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巨大挑战。

　　名词解释：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中国此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名词解释：刘易斯拐点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他认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简言之，“刘易斯拐点”之前，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之后，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重要征兆。

　　名词解释：库兹涅茨拐点

　　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一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将趋于扩大。但当经济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库兹涅茨拐点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这显示经济发展的关注点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化。能否成功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越过库兹涅茨拐点，是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