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轻言开征遗产税时机“成熟”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报告称，无论从社会公平政策，还是缩小贫富差距，开始征收遗产税时机已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报告认为，遗产税除能调节贫富差距，还有利于鼓励“富二代”自强自立。据分析，开征遗产税年税收可达2000亿元。（3月3日《京华时报》）

　　既能“调节贫富差距”，又能每年新增2000亿税收，单从报告描述的情景看，开征遗产税的确政策前景光明，然而，开征时机真的成熟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显而易见，要想真正充分实现遗产税的“调节贫富差距”乃至“劫富济贫”功能，从现实操作执行层面上看，一个首要的时机和条件便是：在“劫富”方面，要能做到对社会富裕阶层全部收入财产状况的充分准确监控，保证其对于税收部门的能见度。而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这方面的时机条件，显然还远未真正“成熟”和“具备”。

　　而进一步从“济贫”方面来看，目前开征遗产税的时机条件，同样也难言成熟和具备。这集中体现在，即便每年2000亿的遗产税收入属实，首先，在现行效率不高的征管体制下，除了可用于“济贫”的收入外，这些税收还将包含多少征税成本，如新增供养税务人员的成本？其次，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和足够透明度，这些收入又有多少必将用于真正的“济贫”？

　　因此，在所有上述这些现实执行、可操作方面的问题有效解决之前，笔者以为，对于遗产税的开征时机和条件，不宜轻言成熟和具备。否则，仓促开征，无论是遗产税的“劫富”还是“济贫”功能，恐怕都不仅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有某种负效应。一方面，那些财产隐匿程度很深的真正权贵富人并没有被“劫富”，反倒是那些财产易于监控、并不十分富裕的普通家庭被“劫了富”；另一方面，真正的穷人也并没有充分被“济贫”，而主要倒是“接济”、养活了一大批新增税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