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怎样谈“抑郁”

最近，“政法官员频现自杀”的新闻备受关注。据《法制日报》旗下的《法治周末》记者统计，2010年2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跳楼，时年59岁；2011年4月28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跳楼，时年54岁；2011年9月21日，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自缢身亡，时年56岁。纪检、监察系统官员也成自杀重灾区，2010年8月27日，江苏省射阳县纪委监察室副主任戴勇跳楼身亡，时年45岁；2011年2月12日，山西省运城市监察局局长蔡铁刚跳楼身亡，时年50岁。

最近的一起，是17日上午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柯建国从办公楼上坠亡，时年45岁。崇州警方称，柯建国系跳楼自杀，其生前患有抑郁症。此前的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时年55岁；1月11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跳楼身亡，时年46岁。

媒体的报道显示，上述选择轻生的官员，大都处在45岁至56岁这一年龄区间，年富力强；职位以副职为主，位阶多在处级上下。此外，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自杀的原因往往被官方宣布为“抑郁症”，而这一原因，几无例外地为公众所嘲笑。在互联网上，“你不死，领导睡不着啊”之类的评论甚嚣尘上。

官方公布的信息成了大众娱乐的题材，这是一幅熟悉的图景，再次昭示了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更警示政府，重建公信力，是需要直面的一个艰巨课题，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去化解自己的公信力困境。

分析政府公信力困境的成因，不难看出，困境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即以“政法官员频现自杀”新闻的被娱乐化而言，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披露的信息过于简单与粗疏，仅以“抑郁症”就草草打发了媒体与公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度，官员都是享有相对较小的隐私范围的群体，对于其进退升沉乃至健康状况，公众都有知情权利，更无论生死大事了。政法官员尤其位当社会结构的要冲，是重要的公共角色扮演者，对于他们的命运，更不能敷衍其词，特别是对那些自杀身亡的政法官员，应该让阳光照进他们幽暗的命运，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这非但与“死者为大”的文化传统不唐突，其实，将死因调查得详细、清楚，然后公告天下，更彰显对死者的尊重。

退一步而言，即自杀确系“抑郁症”，政府方面应该如何对公众言说？首先，应该允许、鼓励媒体对官员自杀事件进行充分采访。这是最能显示政府诚信的有效而简单的办法。罹患抑郁症，非一朝一夕之事，同事与亲友都不会没有察觉。通过媒体的调查，还原死者生前面临什么样特殊的压力，在怎样的官场生态中生存，不但对弄清楚死者的原因有帮助，也具有社会与公共的认知价值。其次，媒体可以借助社会学系统而专业的调查方法，超越具体的个案，厘清政法人员的自杀率是否高过目前中国平均自杀率，如果高于平均自杀率，则显系异常，应对这一现象进行专业的分析，政府对政法人员群体采取必要的心理干预。一般而言，在公众心目中，政法官员属于社会金字塔中的上层，其大面积地“抑郁”不符合公众对其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的认知，所以尤其有必要对这一现象予以解析，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政府要能正确地面向公众谈“抑郁症”，应该破除一个传统的做法，即对政法官员给予不当的媒体豁免权，也即特殊保护。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群体如公检法从业者，是享有媒体豁免权的，对于他们的负面报道，往往有不成文但却很严厉的限制。这其实是与执政党要厉行的反腐目标背道而驰的，早就应该予以破除。这些群体，非但不应该予以保护，而恰恰应该是被媒体与公众瞪大眼睛予以监督与防范的。政府应该借此“政法官员自杀”新闻备受关注之机，打破这一陋习，放开媒体报道，形成新风。

死亡是一个庄重的话题，不该被娱乐化。政府的公信力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该再被忽视。如今，死亡在口水中被戏说，政府的公信力如一块用过的抹布，无人发自内心地爱惜。这诚然是悲哀的时代症候。移风易俗，正本清源，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