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会从何处着手

因为政府换届，今年的两会与往年有较大的不同，整个市场对新政府有较高的预期。而为了保持经济政策延续性，我们不应对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有过多期望，应以平常心来看待今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转型或相关重大改革。

易宪容

春节长假之后，全国两会就将拉开帷幕了。因为政府换届，再加上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调整，今年的两会与往年有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整个市场对新政府有较高的预期，而且在于当前国内外整个市场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因此，2013年经济增长模式能否真正转变，已经成了市场各方研判经济大势的焦点所在。

从当前市场的期望来看，大多预计新一届政府同样会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而要保证今年的经济增长就得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刺激，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会如此。因此，当前市场基本上预期今年货币政策同样可能出现2009年那样以持续宽松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情形。因为有两个国内外因素的重要推力，似乎更是让这种货币政策具有合理性了：一是国内城镇化的需求，政府需要大量的信贷增长来保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得以实现；二是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都在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显然也没有理由收紧货币政策。

也正因如此，尽管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呼吁了多年，尽管十八大报告高度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让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到有质量有效益持续的经济增长上来，但由于上述理由，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能否真正的转换并非容易的事情。

就说今年1月的宏观数据吧，国内金融机构新增信贷规模达到1.07万亿元，是2010年1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年初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十分明显。很显然，国内融资水平又回到2009年快速上移的路径上去了。这不仅在于各商业银行年初抢信贷抢额度的态势明显，而且也表明新一轮地方投资热潮正在兴起。特别是今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达到2.54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及M2增长达到16%以上，也是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一个月。

这些数据或现象至少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国内信贷过度扩张已经成了常态。或为了保证GDP增长，或为了追求政府业绩，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各地的大中企业，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扩张信贷。只是这种过度的信贷扩张是否与实体经济相配合，则是很不确定的。其次，国内信用过度扩张的方式已经多元化了，银行信贷在这种信用过度扩张的比重快速下降(银行信贷占整个融资比重由2003年92%下降到当前42%，下降50%，即使与2012年也下降了10%以上)。这种现象表明，央行的货币政策无论是价格管制还是数量管制的力度都在全面弱化，即央行在当下的大框架下很难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管理好市场流动性。再有，社会融资规模创历史纪录，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即新一轮地方投资热潮可能又在兴起，本已吹得很大的资产价格泡沫还在进一步吹大。因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创纪录不仅说明市场的流动性十分多，而且也表明了这大量流动性正在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市场。毕竟只有这两个地方才有能力承载如此高的流动性。这再清楚不过地在提醒国人，国内金融市场潜在风险正在快速聚集。

面对这种情况，央行在频繁地透过灵活的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来释放流动性，并把这种政策工具常态化。可以说，以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操作常态化作为主要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不仅准确地满足了市场所需要的流动性，保证了金融市场的利率稳定，也使央行货币政策管理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即从以往对信贷的直接价格管制和数量控制转向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而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的常态化，不仅向市场明示央行根本不需要运用利率工具及数量工具来应对市场短期流动性需求(央行已吸取了去年的经验教训，降准或降息很容易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以为整个货币政策又开始宽松了)，而且央行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来管理市场预期，也使管理预期成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央行能否守住这条底线同样也是不确定的。

还有，就在这几个月的政策真空期内，各地楼市的价格又出现了持续快速上涨之势。特别是沿海一线城市这种上涨趋势更是突出。当然，看政府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这些城市房价上涨幅度很小，还都在政策的控制范围内。但看国家统计局获得的这些房价上涨信息渠道，有多种迹象显示有不少是地方政府操纵的结果，不少城市房价的实际上涨程度比公布的数据要高出许多。估计一些地方政府更多看到的是房价上涨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不少地方还难以承受经济增速下降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投机者重新进入市场，那么国内住房市场的泡沫就会进一步吹大，国内金融市场潜在风险进而聚集。由此可见，我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格局，是难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

当然，就以现在这些数据和现象来判断今年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能否转换还为时过早。可能的节点是，新一届政府全面上任后，经济政策会在哪些方面取得实质上的改进。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以平常心来看待今年的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全面转型或重大改革。关键要看有没有重大制度改革决议推出，是否对当前的“房地产化”经济重新界定及用政策来改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