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和发展好当前经济适度回升的态势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新春来临，新的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往何处去？

　　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0个季度下滑，之后，在2012年第四季度略有回升，为7.9%。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的研究视野中，这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第三次出现的GDP增长率回升。

　　不过，目前学界对此次经济增速回升的性质争议颇大。一种是认为经济增速将继续下滑而不能回升；另一种认为GDP增长率维持在目前7%的增长区间就很好，不必回升；还有的主张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

　　刘树成说，他本人持第三种看法，“因为这次回升能否持续、持续多久，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他预测，2013年GDP增速可能回升到8.2%左右，略高于2012年的7.8%。

　　更重要的是，在刘树成看来，与以往的几次经济回升相比，这一轮回升将更多地注重质量，而不是单纯的速度，从而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改革的推进提供良好的宏观条件。而城镇化则将是这次“新型回升”的基点所在。

　　20年来第三次回升

　　《21世纪》：您如何评价这次经济增速回升的性质和意义？

　　刘树成：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中，GDP增长率曾有两次回升。第一次是1991年。1990年GDP增长率3.8%，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是对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快速增长之后的调整。当时社会上对整个经济能不能回升普遍比较悲观。结果1991年GDP增长率回升到9.2%，1992年GDP增长率达到14.2%。

　　第二次回升是2000年。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GDP增长率降至7.6%，当时我们社科院曾提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有可能进入一种“使景气上升期延长”的新态势，并提出“走出一条新的向上走势中的平稳轨迹”。结果2000-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走出了一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连续8年上升的新轨迹。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新的经济回升机遇，但国内外环境和前两次大不相同。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仍将延续。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已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30多年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告一段落，开始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

　　2007年，当GDP增长率连续8年上升到14.2%的时候，中央曾提出“双防”，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随后，2008年一、二季度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开始回落。接着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GDP增长率又连续三个季度迅猛下滑到6.6%。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大力度经济刺激，到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率回升到11.9%，但没有稳住。之后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又出现连续10个季度的下滑。但从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也在2012年第四季度出现回升，为7.9%。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总的看，经济态势还处于“乍暖还寒”的局面。我个人认为，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已出现的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

　　今年GDP增速可望达8.2%左右

　　《21世纪》：从2010年二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这一轮经济增速连续10个季度下滑，是趋势性因素还是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或者是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么哪种因素更强、更重要？

　　刘树成： 所谓趋势性因素是指，决定经济运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基本走向的各种因素，比如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要素投入，资源禀赋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体制机制因素等；而所谓周期性因素是指影响经济运行在短期内波动的各种因素。

　　如果认为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只是趋势性因素在起作用，而没有周期性因素，那么2013年经济增速就只能继续往下滑，而没有可能进入回升通道。因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约束不断强化这些趋势性因素已决定了潜在经济增长率进入了下移阶段，“十二五”时期会下移，“十三五”时期会继续下移。

　　但实际上，这轮经济增速下滑是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当中可以说是趋势性因素的作用更强、更重要一些。但问题不在于哪个因素重要哪个不重要，而在于要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作用特点，及其不同的政策含义。

　　一方面，我们要重视趋势性因素的作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长效的体制机制建设，把握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速的中轴线，既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地偏离中轴线。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巩固发展经济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目前经济增速刚刚呈现企稳回升态势，还有一定的回升空间。但不需采取力度过大的刺激政策。只需要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中，适时微调、预调。

　　2012年GDP增速为7.8%。2013年可能回升到8.2%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适度，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轻幅回升。今后5年经济增速在适度回升中的上限把握是：一不引起经济过热，GDP增长率最高不要超过10%；二不引起明显的物价上涨，物价上涨率不要超过4%。

　　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型

　　《21世纪》：从转方式和调结构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次经济增速回升是否有利于我国的经济转型？

　　刘树成：我认为，经济增速太高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而经济增速偏低也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经济增速太高会带来高速度、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低技术、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问题。这已经成为共识。经济增速偏低，会使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带来一系列困难，比如企业利润下降，市场上弥漫悲观预期，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还可能滞后影响企业职工收入和就业。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或以上低于8%，工业企业利润就会出现大幅下降或负增长。比如2012年前9个月如果GDP增速连续下滑期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各月累计同比增速均为负增长，1-9月累计同比增速为-1.8%，比2011年同期大幅回落28.8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难以实现转方式和调结构的。

　　从国家层面看，2012年各月经济增速低位运行，全国财政收入1-12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2.8%，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12.2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需要财政支持的转方式和调结构，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还有一些改革措施的推进等，都会遇到困难。

　　现在人们常说，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加快转方式和调结构。实际上，“倒逼机制”的压力是在经济下行阶段产生的，也就是说，“倒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速低位运行时暴露出来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要在经济回升过程中，也就是说，“倒逼机制”的实现是在经济上行阶段。因为在经济回升的大环境中，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企业利润增速提高，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价格尚处于低位，信贷条件相对宽松，市场前景看好，市场信心恢复，这就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企业转方式和调结构。

　　所以，我们要使已经出现的经济适度回升的态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为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以城镇化为基点的新型回升

　　《21世纪》：这次经济增速适度回升，和以往的几次回升相比，性质和意义会有怎样的不同？

　　刘树成：我们要看到，在这次回升时，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理念的重大变化，建国以来发生过3次。第一次是1958年提出“多快好省”。第二次是1992年提出“又快又好”。 第三次是2006年提出“又好又快”，“好”第一次摆在了“快”的前面，或者叫“平稳较快地发展”。始终都包含一个“快”字。

　　而党的十八大，提的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一次把“快”字去掉了，更加突出了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所以，本轮经济回升不是简单地把经济速度搞上去，而是要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回升，要实现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相结合的回升。

　　《21世纪》：您认为这一轮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的动力源（600405）来自哪里？

　　刘树成：在这轮经济回升中，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但这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进城农民，这些人还没有完全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目前的城镇化率其实只有35%左右。而且我国城镇化质量还不高，城镇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都还跟不上。所以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今后我国城镇化率的速度不会像1995-2012年这17年那样以年均1.38个百分点提高，但如果将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从现在的52.57%提高到60%，即提高7.43个百分点，每年以0.7个百分点提高，那还需要10年时间。加上还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为中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潜力。

　　同时，城镇化也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的扩大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因为要为进城农民和他们的家属提供相应的产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这些都需要投资。

　　从调结构来说，城镇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城镇化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需要在改革攻坚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