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经济疯狂的是与非

　　春节将至，人情往来中少不了有礼物。实际上，礼物经济在当代中国异常火爆，比如说，每到重大节日来临，外地进京送礼的车队甚至能让首都北京的交通受影响。早在2006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说过：“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

　　在平头百姓那里，送礼是表达一种亲情和友情，不会有太多功利性；而对有功利性需要的人来说，送对礼物就非常关键。

　　礼物在古代本意是敬鬼神的祭物，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制度化和程式化的礼制。由于礼制具有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具有很强的强制性，如果违反了礼制，后果是很严重的，比如，春秋时代，楚王不向周天子进贡茅草，引起了诸侯围攻。后来，礼物逐渐商品化和世俗化，变成了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习俗、精神。

　　很多人认为，当代的礼物经济崛起能够刺激消费。然而，美国经济学家乔尔·沃德弗格在研究美国的圣诞节送礼现象后指出，假日经济并非像宏观数据显示的那样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反而由于送礼的信息不对称，送礼人不知收礼者的偏好和需要，往往导致礼物错配，从而形成净损失。也就是说，强制性的送礼不仅是一件很有压力、十分昂贵的事，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十分不合算的。

　　不少官员坦承，送礼者不是看重他这个人，而是看中了他的位置。在现实中，由于部分官员垄断了某种资源和机会，给他们送礼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避免这些官员对送礼者进行“合法性伤害”；二是想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或者某种垄断权。

　　这两种目的都会造成社会不公和经济效率低下。然而，前者对经济效率的伤害相对较轻，在西方很多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富裕起来的市民也是通过购买才获得了市民自治的机会。我们中国一些人送礼的目的是减少被权力伤害的机会，或者通过送礼促进官员办事的积极性。而第二种送礼是为了获得某种垄断权，对于其他竞争者来说，是不公正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的无效率。

　　仅仅从经济学的视野来说，为了避免资源的错配，送礼的最佳选项是礼金，然而，礼金作为货币，往往会颠覆送礼的其他价值和意义。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传统礼物交换不同于现代的商品交换，礼物交换体现的是人与人的互惠关系，主要局限于共同体内部，而商品交换作为一种普遍的物物交换，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也就是说，人们之间互送礼物，并不只是一种物物交易，还是一种互惠性情感交流。

　　作为一般百姓，如果是比较熟悉对方的偏好和现实需要，送某些恰当的礼物显然要比送礼金更能体现某些社会价值和意义。但在攀比心理和炫耀性送礼的诱导下，礼金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双方的负担。

　　就普通百姓春节送礼而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人认为春节应当送礼，送礼对象主要是父母，礼物主要是食品。事实上，春节送父母礼物，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孝顺父母的精神，礼物要讲究实用。西方人过圣诞节时，父母会送给小孩合意的礼物，中国人过春节时父母长辈会给小孩“压岁钱”。在这里，送出礼品和压岁钱的举动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一种祝福性表意和情感性互动。然而，压岁钱在很多地方也在慢慢异化，使得送压岁钱变成一种攀比性的行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传统功能，而且也造成了孩子们盲目攀比的心理。

　　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亲友之间礼金数目也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攀比性和炫耀性，给社会各个阶层都造成了很大压力。比如，结婚的“份子钱”原意是帮助性的，集中亲友之间的微薄力量帮助小夫妻，给他们生活提供一个好的起点。然而，目前这种份子钱已经成为城市人和农村人都难以承受的“负担”。

　　送礼和收礼之间应当是一种利益平衡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付出-回报”失衡的现象，于是人们就找出各种理由来办喜事收礼，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母猪下崽子都疯狂收礼的现象，这已经失去了“礼物”的传统意义，甚至变成了一种陋习。比如有媒体报道称，重庆秀山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请客送礼在当地演化成一场“公害”，有的人变着花样、巧立名目“过事务”敛财。没考上大学摆“安慰酒”，房子贴瓷砖也要“过事务”……在有些镇，人们摆酒请客几近疯狂，成为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

　　这种摆酒收礼的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付出-收入”的反馈机制所致：礼金一轮一轮地上涨，一轮一轮地摆酒浪费，直到大家都承受不了，变成一种公害，大家一起抵制，或者一个外力强制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一个环节崩溃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陋习才会恢复其公序良俗的礼俗经济性质。

　　礼物经济是从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上生长出来的，如果限制在其合理意义上，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利己利他性的互惠行为，也会维持社会公正，促进经济效率。然而，如果陷入恶性循环，或者成为官员寻租的外衣，对于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来说，礼物就丧失了其内在精神，成为“撒旦的礼物”了。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