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进入中国时刻？

　　“中国时刻”，实际上是在关注政治立国、经济立国之后的文化立国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这个说法涉及到一个时空观的转换，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才连接到了一起的，而这个过程同时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展开的。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则更是晚至1840“鸦片战争”之后，当然，中国的这个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伴随着屈辱和压迫而展开的。百年中国的古今转型、中西的碰撞交汇的这一历史大背景决定了“富强”一直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凸显的主题。目前大体上，经济、社会方面似乎有了一些翻身感。如此看来，政治上我们已经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经济上也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顺理成章地是不是中国文化也要登场了？比如李泽厚先生去年的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以及最近执政党的话语转向，以及儒学的复兴等，都表明了这样一种关注。按我的理解，“中国时刻”实际上也是在关注政治立国、经济立国之后的文化立国问题，可以说是有一种类似的立意和用心。

　　这种诉求的出现无疑是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相关的，而且由于上述大背景，这种诉求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实际上，自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拯救世界这样的命题。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或说想象），时断时续地也已经喊了近百年，西方有人喊，中国更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当受到挫折和屈辱的时候，都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反弹。在这方面，德国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他们在法国军事强权的压迫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所激发出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此外，日俄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可以说是“压弯的树枝”的一种表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谈“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这样的诉求、愿望有它的合理性，而且我觉得也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把经历了古今之变的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之下，确实有助于把我们从两种独断论、两种封闭性中解放出来。一个是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传统的说法就是“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一个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自我贬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主题的设定确实对束缚我们的这两种民族心理有矫正的作用，有其合理性、恰切性。成熟的文明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眼界，把自己放在世界历史共同演进的大视野当中，当然，这个时候就会触及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在传统中国，虽然也有对这一关系的考虑，但它的出发点有问题，那种普遍性还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霸道”，是“朝贡体系”下的“文明至上论”，没有和其他国家、民族相“交汇”的平等理性的心态。而时至今日，经过百年的风火冶炼之后，我想我们应该已经能够具备这样的理性视界，能够把自己放在世界历史中来审视其得与失，演进与发展，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古今之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它是世界范围的，西方各国也都经历了一个现代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也都在一些特定的时代或者“时刻”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或军事、文化力量，很强势地登场，从而形成一些较具代表性的时代，比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或拿破仑时代）、德国（腓特烈大帝时代）俾斯麦时代、俄国的彼得大帝时代（或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日本明治时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但是我们发现，其中只有英国的模式是可持续的，法德日俄等国都在随后摔了很大跟头，甚至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英国的模式为什么能够持久？进而可以说构成了现代性历史的一种正统和主流形态？关于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曾谈到过，我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经历了一个制度层面的锻造和冶炼之后，首先把政治和经济的骨架搭了起来，也就是说，它是在完成政治立国和经济立国之后，才铸就文化立国。相比之下，法德俄日等国，由于缺少政治立国和经济立国的准备，结果文化立国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德日等国的文化甚至出现了严重畸形的演进和发展并进而反噬政治和经济。政治立国、经济立国、文化立国的次序虽然不完全，是机械的、僵硬的，但是我认为，大体上政治和经济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骨骼和框架，是前提，是本质。

　　在我看来，所谓“时刻”（或时代），是指文明结果的时刻。英国之所以能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是由于它在光荣革命时奠定了政治、经济的基本框架，又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之后，才成就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前面种下了因，后面才能在某个时代结出果来。而在现代性的场域之下，这个“果”意味着，一方面它是现代的，现代人类社会首先是一个不同于古典时期的新的形态；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有着丰厚的传统，是经过了现代的经济、社会转型后对旧的传统的重新赓续和发扬。正因为此，英国才能在维多利亚时代结出了硕果。虽然它在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的确也曾经发生过无中生有的“利维坦时刻”，但是在英国，这个“利维坦时刻”或“马基雅维里时刻”被洛克和斯密、休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卓有成效地克服了，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政治形态之转型的非常时刻经过洛克的辉格式反革命叙事和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文明演进论叙事给予了有效的弭平，从而克服了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断裂。从主流的英美思想来看， 他们的市民社会形态、国家政体制度， 以及相关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等， 并没有显示出与过去生活的全方位的敌对和决裂。一个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育成熟， 是一个自生自发的演化过程， 其中并不存在断裂和革命，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自由扩展的体系。这样一来，一个包容了古典社会于自身之中的现代英国，一路走来，300年未有终结，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典范。

　　从这样的视角回观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所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有很大的虚妄性。表面看来，目前的中国似乎形式上已经完成了政治和经济的立国，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有很多水分的。我曾经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阶段和历史逻辑对应的是西方国家早期现代的过程，我们大致仍处在西方十六世纪初开始孕育的早期现代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思想与西方早期现代的思想具有逻辑的同构性，所以我一直强调要用这样一个政治逻辑及其历史的同构性来参照对应我们解读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如若对西方各国早期现代的问题作一整体考察的话，我认为它们大体包括以下七个方面：民族国家的发育与建构、新教改革中的现代政治、海洋政治（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隐秘关系）、现代政治的君主论、早期现代的宪政论、早期现代的战争与和平法、现代商业资本主义。基于此，我们就会发现，目前的中国，政治上虽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基本上缺乏内在正当性的支撑，国家内部的治理并未搭建出一个优良的法治宪政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党治国家，政治和经济是用党这样一个新型组织的权力统辖在一起的，这样就很难形成一个自由的政体，就难以有一个正当性的主权，因而导致其政治正当性的疑问；外部呢？也是一塌糊涂，周边形势很不看好，在对外关系上也很难说已经深刻地体悟到了现代国家利益的精义；经济上，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伦不类，近年来更是出现了所谓“国进民退”的逆流。另外，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结构十分闭塞、匿名的等级制私自畅行，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环境的透支严重，等等。与此同时，几乎激荡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对传统中国的冲击和破坏，也使得我们与华夏文明几乎完全两厢隔膜。凡此种种，我们现在的社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紊乱、重病在身，致使社会上的民情、道德非常吊诡和混乱。

　　我认为， 在我们日渐融入现代性世界大潮的今天，所谓“中国时刻”，首先在于先打造一个普遍性的优良制度平台， 在于为现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 为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的自我意识和文化主体性提供一个正义的制度基础， 而这恰恰是中国200年来无数先贤未竟的事业， 是我们最为缺失的骨骼。也许有人会说， 你所谓的制度， 最终还不是需要中国人的精神来建设吗？ 不是仍然以文化精神为归依吗？ 是的，我承认是如此，一个丧失了精神的民族是不可能致力于制度建设的，制度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用心力、用民族精神来建设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精神力的现实建设或实践，其首要的目标不是文化政治等精神产品，而是制度产品；不是与现代性的其他民族争一个文化上的高低优劣，而是解决我们自己的制度难题，是根本性地解决我们如何步入现代性的政治制度之门槛的问题。只有在我们真正地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制度平台，真正地步入现代性的洪流（抑或泥潭），那么我们或许才有资格谈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文化主体性，才能够从容地迎接这个“中国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