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引起的焦虑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差距在2012年连续第四年缩小，2012年系数为0.474。

　　这些数据公布后，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主要是连续四年下降，以及统计局的数据与民间曾经公布的数据相差很大。此前民间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61。

　　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和财富分布是否平等的一个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说起基尼系数，还需说说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是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于1907年提出的。该曲线是分析一个社会收入和财富分布的非常直观的曲线，用语言描述非常难以说清楚，但用平面坐标表示则一目了然。洛伦兹曲线的原理是，将人口按照从最贫穷到最富有，分成若干个档次，每个档次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对应他们拥有的财富和收入在总财富和收入中的百分比。在平面坐标上，将这些对应的点连起来，就形成一条曲线。曲线越是接近于一条直线，说明社会贫富差别越小，相反，则表明贫富差别越大。

　　基尼系数将洛伦兹曲线对绝对公平的偏离，用从0到1的系数表示。数字越小，表明对绝对公平的偏离越远；数字越大，则表明与绝对公平的距离越近。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的话，财富已经非常悬殊了。中国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4，即使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其所表示的贫富差别，已经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于基尼系数表示出这么严重的关切和焦虑的原因所在。

　　其实，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公平性的焦虑，是几千年来从不间断的主题。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极端地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到了西汉，董仲舒对于严重的贫富差别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忧虑。他批判秦朝商鞅变法，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同时还谴责秦汉的统治者“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致利，二十倍于古”，豪强的兼并，国家沉重的赋役和盐铁专卖的盘剥，使穷人“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而富豪则有“人君之尊”“公侯之富”。这样严重的贫富差距当然是不可容忍的。于是，董仲舒建议，限制土地兼并，实行轻徭薄赋，放弃盐铁专卖，禁止官员与民争利。

　　董仲舒的谴责一针见血而其建议也切中肯綮。但是在汉朝，虽然后来也有大臣不断建言限制皇室、贵族和高官仗势兼并土地，但是因为触及最有权势者的利益，建议无法实行，其他如轻徭薄赋、废除盐铁专卖以及禁止官员与民争利等，也因为涉及国家财政收入和官员利益，一直伴着西汉王朝直到走向毁灭。

　　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其实一直在不断循环往复地重复着一个个的怪圈：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政府赋役相对较轻，豪强兼并有所节制，贫富分化尚能忍受，百姓还能安居乐业。但随着王朝的延续，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赋役越来越沉重，权贵不断繁衍，对社会财富的掠夺日益肆无忌惮，逐渐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于是社会冲突加剧，官民冲突，贫富仇杀，农民起义，政权垮台。而在摧毁王朝的多次农民起义中，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

　　对于农民起义提出的这些口号，极左时期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国极左时期，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对于历史上的平均主义口号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中，思想界掀起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批判思潮，却又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否定历史上均平财富思想的有益之处，以平均主义、小农思想予以否定；而对于社会不断加剧的贫富差别，却熟视无睹，甚或鼓吹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狼性法则，为巧取豪夺造成的两极分化大唱赞歌。

　　事实上，今天中国严重的贫富差别现象，本质上与极左时期的平均主义并无二致，这都是权力深度介入社会和经济的必然结果。国家垄断了一切重要资源，权力参与了市场分红，重税摧残了创业者，腐败则使一部分人暴富而也使更多的人受穷。这种状况甚至颇为类似当年董仲舒所谴责的西汉贫富分化的现状。今天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填平贫富鸿沟，而根本的办法在于禁止权力与民争利，以权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