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后“人口红利”期 政策何为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同时这一数字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次出现绝对数量下降。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指出，至少在203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将稳步地、逐步地有所减少。

　　中国强制实施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口结构，其中的一个副产品是人口红利，即因为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理论最早被哈佛大学的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等人用于解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中的1/3都要归功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对中国来说，这一理论同样奏效。蔡昉等国内学者认为1978年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如果把未来15年左右人口红利也计算在内，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在1/3左右。但人口红利总有结束时，这时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将趋于放缓。早先很多专家预测这一时间为2015年，没想到提前了两年。

　　人口红利的未来是人口负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时，人口结构步入老龄化，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继而经济增长放缓。虽然如此，居民收入未必会降低，因为人口红利后期，居民对步入老龄化已经有预期，会倾向提高储蓄率，并形成对海外高速增长经济体的投资，以此保持较高的收入。这时GDP增速虽缓，但GNP增速未必会慢，日本等国即是如此。

　　相比之下，中国的境况要糟糕得多。首先，劳动生产率在地区间和城乡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使得“一个中国、两种发展阶段”，遍布于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可以预见到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降低，只会加剧城市对农村、大城市对小城市在劳动年龄人口争夺的激烈程度。农村与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先开始乏力，他们也将率先进入非富先老、老无所依的窘境。

　　其次，眼下失衡的分配政策，过多地透支当代劳动力的福利。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路径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缺乏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城市化进行的融资过多依赖通过房地产向未来进行融资。这一模式的后果就是拉高了房价，全面抬升了城市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的工资长期仅略高于生存成本的警戒线，无法积累财富。再加上城乡身份差异等带来的阶层固化，开始出现赢者通吃，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困难。今天城市里的劳动者不仅无法为明天的养老积累更多的财富，可能连一份体面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富士康连环跳如是，房奴、卡奴亦如是。

　　此时，政策当何为？首要之急当然是改革计生政策，中国要在几十年后依然保持大国地位，人口优势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然后，我们才需要直面存量劳动力的转型，亦即马建堂所提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培训、灵活的就业方式，继续保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但我们必须看到，是什么要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城市出现大面积民工荒；而另一面是中国城市的登记失业率还长期保持在4%以上，加上非户籍常驻人口的失业，估计为7%左右；而农村从事农业的统计人口超过2.5亿，潜在失业率非常高。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过剩同时存在，显然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不仅严重浪费了当下的劳动年龄人口，还造成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而这些都指向户籍制度。

　　因此，在劳动力的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教育培训、劳动技能提高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小修小补，户籍等制度樊篱是此前人口红利未能惠及劳动者的重要原因，也制约了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依靠积累的财富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养老保障也并不一定要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存量积累，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较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可以承担较高的社会抚养水平。

　　再扩展看来，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市场依然处于严格管制的状态，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配置存在严重的扭曲，不仅损害了效率，还引发了大量的结构性危机，例如流动性泛滥与资金饥渴同时出现，商业用地紧张与工业用地浪费并存，这些问题与户籍制度一起束缚了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也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并非易事，这更多是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任务，其政策设计还需决策者的突破，新一届领导班子是否有此魄力与智慧，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