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量化市民化市场潜力与农民身份变迁成本

城镇化过程中，人和家庭这个重要的社会单细胞能创造出多大财富？2亿农民工把家安在农村和安在城市的成本差在哪里？2011年，经合组织(OECD)一项研究对全世界29个国家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庭义务劳动折成货币价值显示，总量或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一个新数量化视角解读城镇化：中国市民化所带来的家庭劳动市场化替代，将轻易超过GDP总量的10%以上。

城镇化过程中，原本不享受市民户籍待遇的约1.5亿至2亿农民工将有机会举家安到城里来，农民身份由此获得市民化变迁的制度性保障。这对于我国内需是有益拓展，对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也是强有力推手。一个新颖的观点是，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从家庭功能的角度来重视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及其货币化的市场机会。

新视角：市场潜力与机会成本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隐含的机会成本，在于农村家庭成员为家庭所免费提供家务劳动这一功能，因为搬到城里而无法维持或被迫转向市场购买所产生。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不是传统经济分析意义上的成本，即所谓进城成为市民或到城里打工的机会成本，等于放弃了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种植活动能获得的收益机会。如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成本，那么，只要城里打工收入能够大于留在本地从事农业的收入，那么，去城里打工或变成市民而放弃种植的选择被证明是合理与正确的。

在农村，出去打工家庭的义务劳动是由留守农村的老人或夫妇分工完成的，且数量巨大。而随着市民化浪潮的推动，家庭都将迁往城市，原先成员分工提供的家庭福利模式将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变小，或赡养老人义务变重。倘若没有可替代的货币化方法，它将势必增加农民工到城里安家的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考虑的，正是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这种家庭义务对于家庭福利和消费支出提升的积极作用。成为市民以后，原先在农村老家由留守老人或留守太太执行的义务劳动这一功能可能受到缺损或无法继续履行。另外，由于农民进城难以一起带老人入城照顾孩子、送孩子入托等，这些活动将不得不转向市场购买，农民市民化的这一机会成本难以躲避。

这个机会成本也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需要更高的收入。集中于2亿人启动的城镇化而加大对家庭劳务的替代性购买，这必将带来巨大的内需，也正是城市化提升内需的巨大魅力之所在。

2011年，经合组织(OECD)一项关于社会进步指标的研究，对全世界29个国家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庭义务劳动这一个社会功能进行了有趣的数量化发掘。它指出，家庭成员为维系家庭社会功能而必须从事一定时间的义务劳动折成货币价值，价值并不式微。总量上，它或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家庭义务劳动有多大？

OECD出版物《Society at a Glance 2011》定义了家庭成员所从事的义务劳动：由家庭成员为家庭其他成员提供、而不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叫做义务劳动，其实就是家庭义务劳动。

从劳动性质上看，家庭义务劳动是不付费的，但它属于生产性的，增加了家庭总体的消费水平，因此也会增加家庭的总体福利。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时，家庭许多生产性活动可能转向市场，进行购买而不再自己提供。在国家层次上，社会福利通常是由人均总收入或人均GDP来衡量。福利的增进则由相应的收入或GDP增速来衡量。

但是，在一个国家，如果存在大量不付费劳动，由于家务劳动不计入GDP，那么，福利很可能被低估。同样，如果GDP增长是由于通过付费的劳动替代了原先不付费的劳动，那么，福利变多也可能是被高估了。这意味着，假设农民工住到了城里，因为生活压力，夫妇必需全职工作，而老人因为城里房子不够大又过不来，所以，原先由家庭成员提供的义务劳动需要通过付费购买，那么，考虑由此产生的成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倘若市民化后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市场购买替代劳务成本的话，预期市民化所带来的福利增进就很可能被高估了。

家庭义务劳动价值估算的第一种方法是机会成本法：即按从事付费工作的那个人的工资水平(市场价格)来计算其从事义务劳动的价值。这个方法很容易造成高估。第二种方法就是重置成本法：即按从市场上能够购买到类似的家庭服务的价格，来计算家庭成员自己所做的义务劳动。这个方法可能忽略机会成本的概念。两种方法计算结果都显示，家庭义务劳动的价值巨大。

机会成本与市场潜力的量化？

那么，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家庭义务劳动的货币化将提供多大的市场规模呢？

这个市场机会的计算，可分两步走。第一，简单把1.5-2亿农民工变为市民，按一家3口搬进城里，将立即使城镇人口额外增加3-4亿，对应的城镇化率也将升至70%甚至更高。需要探讨和确定一个时间表实现。第二，分拆后家庭规模的大小以及老人的赡养情况。如果这两组数据收集完整，我们就有进一步的把握，把上述替代性的服务性消费需求的规模予以细致的量化。

我们做一个最大规模的预测：假设目前农村家庭的家务劳动时间每天平均为4个小时，由城里小时工提供的这类服务按每小时15元计，按重置成本计算，农村家庭的家务劳动价值为60元人民币/天。一年365天，农村3口之家全年家务劳动的价值为2.19万元。假设市民化后，2亿农民工入城后都要货币化替代家务劳动，那么，其每年需要从劳务市场购买4.3万亿元的家庭劳务，占当年的GDP 约8%的比例。而这个家务劳动的价格并没有考虑更复杂的老人看护、婴儿看护、儿童照顾等，这类复杂劳务的价格则更高。由此计算，市民化所带来的家庭劳动的市场化替代将轻易超过GDP总额的10%以上。这显然是相当可观的市场机会。

(作者系信达证券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