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新增长“结构红利”

　　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奇迹”是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共同驱动的结果。随着四大传统红利逐渐消失，未来增长中枢渐近下移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将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是否能够充分挖掘潜藏在现有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将年均增速稳定在7-8%的关键。

　　四大传统红利渐失引致增长中枢下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日欧等各大经济体均遭受重创。2009年中国果断出台“四万亿”，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却带来了物价高企、产能过剩等严重后遗症。随后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自2010年初至今，中国GDP增速连续十一个季度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显然，本轮经济回落既是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还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从长周期看，过去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大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经济增长中枢渐进下移已不可避免。

　　全球化红利透支。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长不到7.5倍，而同期中国出口额增长87倍，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GDP）从90年代末不足40%攀升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以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显示继续上升的空间极其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全球化红利”由盛转衰的拐点。到2011年底，中国的开放度下降至48.7%，出口对GDP甚至出现-4.3%的负贡献率。可预见的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全球化已经很难成为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人口红利趋于衰退。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红利爆发期已经结束。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74.42%，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结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为34.35%，同比微升0.18个百分点。推动人口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另外，“刘易斯拐点”也日益临近，根据有关机构估算，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劳动力已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走向衰竭。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社会普遍认识到粗放型增长已至穷途末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全球节能减排任务，并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另外，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正发展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厦门、大连、宁波等城市接连出现群众游行，反对政府引进PX等高污染项目，并提出“我们不是改变政府，我们需要政府改变”等极具公民意识的口号。

　　制度红利逐渐弱化。过去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一直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经济部门之间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作为民营经济标杆的江浙地区，近两年大规模出现民营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事件”。企业普遍感到赚钱没那么容易了，企业家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体系中实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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