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周期财政运作应以结构性调整为导向

　　长期以来，在如何有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理论在各国实践中依然盛行。我国经过近几年的扩张性宏观调控后，宏观调控的边际效用在很多领域呈现递减规律，同时，物价副作用已经显现或存在一定压力。结合当下我国经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已获得广泛认同，但对“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依然存在着争议。有专家担心反周期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导致过高负债等问题，并将对经济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应该说，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目前的反周期财政运作空间、导向和着力点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从存量角度看，我国财政风险总体可控。从债务率看，我国政府性债务水平较低。据IMF2012年7月《财政监测报告》，我国2011年中央或主权债务率仅为25.8%，远低于先进经济体105.6%的债务率水平，也低于新兴经济体10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GDP为47万亿元，各类债务（含或有负债）余额共计24.2万亿。其中，国债余额7.2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政策性金融债余额5.8万亿。由此测算，2011年我国国债及地方政府性债务合计占GDP比重为38%，全部债务占GDP约51%，远低于先进经济体100%的水平，也低于60%的保守水平。2011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平台贷款在现金流全覆盖、基本覆盖类占比方面均在90%以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主要是期限错配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从资产角度看，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净资产为15.7万亿，金融类机构净资产为6万亿，我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国有资产，远大于目前债务规模。

　　从流量看，我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快速的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了我国的债务风险。2012年10月IMF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此前，预计中国2012年及2013年经济增长率为7.8%和8.2%，位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第一位，并且债务率处于持续降低状态。我国政府债务背后的资产具有较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投向主要是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有助于社会稳定、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总体风险处于收敛状态。

　　我国政府负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政府债务多用于弥补公共财政赤字有本质不同，而且我国还有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深刻背景。无论从存量还是流量看，我国的财政风险较低，反周期财政操作的空间很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大有可为。按国际上通常3%的赤字率、60%的债务率两个保守指标测算，目前财政赤字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增加4000亿，国债发行至少再增加数万亿规模。

　　实质上，反周期财政政策的长短期效应、调控效果也是一直争论的焦点。由于财政自动稳定器效应有限，通常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理想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应呈现显著的逆周期波动性，但是，实践上往往是顺周期性与逆周期性并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反周期财政政策操作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在经济下滑时表现出更高的逆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期具有更高的顺周期性。因此，我国反周期财政运作难度非常大，不能简单立足于“保增长”或总量调节，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给民众发钱、普适性减税。

　　虽然我国反周期财政运作空间大，但是“僧多粥少”，整体运作复杂性高、不确定性大。故此，反周期财政运作应以结构性调整为导向，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有机配合，注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质量和效益，立足于扩大内需、支撑实体经济、产业创新与升级等方面。其中，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当前主要抓手，应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和力度，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并以此优化税制。此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财政体制，加大债券融资力度，扩大地方债、市政债券发行，满足当前合理化资金需求。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牢牢把握城镇化这一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引导和推动民间投资，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绩效、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发展潜力。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