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释放“改革红利”

　　日前，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任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阐释了“改革红利”，并表示要通过依靠创新体制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用改革的最大红利让广大人民受益。

　　按照经济学术语，“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过去，我们看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反而却忽视了“制度变迁红利”。但实际上，30多年来，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大约为45%—48%。这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方面：

　　第一，与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要素相关的制度变革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不同经济领域和不同部门所开展的改革，起到了完善市场规则、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三，融入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过程，使我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所带来的财富；第四，非经济领域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使“市场”、“效率”的观念深入人心。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个国家的典型案例，此时重提改革红利，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过去我国经济高增长所依靠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并转化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010年，我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9．5%，但却消耗了22．5亿吨石油当量的能源，甚至比美国都高出了4%，钢、铜、铝、水泥等也远远超过了9．5%。中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按照以上指标等比例扩大计算，所需要的资源不仅我国自身无法承受，就连世界也无法承受。另外，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而且当年的人口抚养比也由下降转为上升。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民工荒、用工难”等现象也预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力资源正逐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其次，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积累的“公平负债”正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所不能承受之重。所谓公平负债，是指我们的改革在有些方面停步了，甚至倒退了，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过去由于我们注重“效率”而对“公平”的重视不足，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已逐渐向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扩散。社会不和谐现象和社会价值观的缺失正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

　　最后，近些年改革的共识正在消减。由于改革自身在建立科学、公平的决策和纠错机制等方面有欠缺，利益均衡的问题难免被忽视，甚至产生了垄断和既得利益集团。此外，我们还面临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压力。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无法完成。而且，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如果想进一步升级生产力、生产关系，也需要在政治改革领域进行大胆实践。

　　受以上三方面的影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从“十一五”时期的10．5%，下降到“十二五”的7．2%，“十三五”可能会进一步降到6．1%。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可持续发展要合理释放“改革红利”，并找到让“改革红利”落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措施。对此，笔者有以下四个建议：

　　第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均衡利益格局。在市场经济框架中，企业和消费者是两个参与方，政府的职责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进行市场规制，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并防止市场失灵。如果政府公权力过大、对市场的干预过多，就容易产生权利寻租，打破市场原本该有的利益格局。另外，改革本质上是一个连续的、多回合博弈，如果博弈参与者之间的利益格局出现失衡，博弈结果就倾向于偏向更有资源、权利更大的一方，最终甚至会导致改革的终止。这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不同利益群体的预期利益和增量利益，均衡利益格局。

　　第二，建立科学、公平的决策机制和纠错机制。在这方面，当前急需从保护新闻自由、创造民主的舆论环境做起。市场失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具有新闻、舆论自由的媒体、大众则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公正的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不仅如此，对市场经济和全面改革来说，民主的舆论环境是重要纠错机制。“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在媒体的舆论监督下，商业作假、政府腐败等现象会被曝光。这不仅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经济风险的手段，而且是对市场甚至政府行为的纠错机制。因此，保护新闻自由、创造民主的舆论环境不仅是政治民主必然要求，而且对经济发展和全面改革也十分重要。

　　第三，落实“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宪法是立国的基本原则，界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了公民权利的内容，确立了限制公共权力的原则。但几十年来，很多“宪法虚置”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取得下一步改革共识争议最小的唯一途径就是落实宪法。在此基础上，推进政治制度改革是确保新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关键。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民主化和法治化并举。这也是构建法治社会，走向宪政文明的必由之路。

　　第四，建立公义的制度，创造广泛的制度文明。要通过全面改革来偿还公平负债，只有这样才能重建公平、公义，并激发市场和民间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