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清洁的代价

PM2.5这个东西是2011年火起来的概念，自那年10月底美国大使馆公布PM2.5数据后，微博红人潘石屹一转，就火了。而自那以后，很多良性的变化开始发生，至少大家开始熟悉自己的环境，而政府部门也开始重视这一要求。

一个数据发布出来后也就不再是新闻的焦点，除非这个数据再次“爆表”。在最近这一轮弥漫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之中，你不用知道PM2.5到了几百也能肯定这空气真脏。可是，会不会风一吹过，天一放晴，这个事情就又过去了呢？谁知道。

资本市场最会跟风，从周一开盘起，就有PM2.5概念的股票开始涨停，而周二更是出现了带上环保两个字就会涨停的涨停潮，到了周三的天气，大太阳看着出来了，这一轮炒作是不是差不多就要过去了。大家对环保的关注，能不能不只是停留在3天的行情上呢？

大家都在骂人，各骂各的，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而制造雾霾这件事好像都和我们无关。其实，清洁是需要每一个人付出代价的，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PM2.5是那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悬浮颗粒，大雾天气让这些颗粒散发不出去，但是颗粒还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每一个人都是PM2.5的制造者。

去年6月份，潘石屹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在现代化城市中，每一个人都是PM2.5的制造者，无论你开车、用电，还是住房，过程中都会产生PM2.5。治理PM2.5，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能够走路的时候就不要骑自行车，能够骑自行车的时候就不要开汽车，就是尽可能少地去开汽车。”

不是说不让大家开车，而是尽量地减少，生活方式可以追求，但是不追求过度。这是个人能改变的事情。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去年曾发布过一份研究北京空气质量的报告，说是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花了100多亿美元用于清洁被污染的天空。但在政府通过非常投资在奥运会期间成功地将空气质量提高了30%的一年之后，大约60%的改善成果消失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2008年的那种显著性的改善是政府投资和临时性政策的突击结果，煤厂、钢铁厂和化工厂被关闭，机动车被限行，汽车排放标准被提高。如果短期措施不能解决长期问题，那要如何才行？这份报告提出，空气质量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和个人自律的动态相互作用。

在这两天的雾霾天气中，也有这些类似的临时性措施被提出来。关几个厂子，少开出几辆车，但是，一旦烟消雾散，PM2.5没有这么浓了，大家再接着继续制造。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才是个人为大家的环境清洁付出的代价，自己制造污染还希望别人保护环境的“搭便车”者应该被鄙视。

这还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问题，清洁的代价，还有更大的生产方式的问题。

第一个被质疑的还是车，我们的工厂在生产销售什么样的车。《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环保部的数据说，中国9000多万辆车仅有5.7%的车辆符合最严格的国IV标准，而这个标准对包括温室气体和微小颗粒物PM2.5在内的废气排放做出了限制，大多数车都只符合相对较低的排放标准，甚至有10%的车不符合最低的国I排放标准，它们排放的污染物占主要污染物总排放量的40%。

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需要付出代价，不仅是开车的个人，还有生产车的企业，甚至还有炼油的企业，大家都要付出代价。

清洁的空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清洁的水源又何尝不是。14日，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三部委发布《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在2015年底前各地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应调整至最低标准以上。其中，北京、天津的水资源费全国最高，地表水、地下水水资源费的平均征收标准分别为每立方米1.6元、4元。

要鼓励大家节约用水吗？要用水量大的企业付出更多的代价吗？资源价格的加快改革，才是治理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要害。无论是靠政府政策，还是靠个人自觉，都不及价格这个杠杆调整来得更快更准。但是，还是那句话，人人都应该为此买单，更高的水费，意味着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用水了。

要还大家一个清洁的环境，其实是件挺复杂的事情，因为资源价格的改革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水费一涨，大家还要担心通货膨胀不是！这也是德银的经济学家马骏担心的事情。

马骏预测2013年中国将加快资源价格、利率市场化等经济领域的改革，之前政策上的谨慎以及既得利益方的反对导致改革进展缓慢。阻力可能来自所有人，“一旦水电等资源的定价方式改革了，更能够反映实际成本，通货膨胀率就可能会加速上升，进而引发公众不满。”

你愿意为清洁付出多少代价呢？改革可能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你可不要叶公好龙。

(作者为本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