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申“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蒯大申: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城市化进程如潮水般的势头在推进，大量的农村土地变为城镇，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新老“城里人”之间无法逾越的文化鸿沟，成为城市化推进的短板。

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从文化视角看城市化，应当包含哪些内涵，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有哪些，政府、社会、公民应当各自做出哪些努力？围绕上述问题，上海市参事室日前举办了“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研讨会”，《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蒯大申研究员。

第一财经日报：从文化的角度，怎样才能保证从农村到城镇的顺利转化？

蒯大申：农村转化为城市，农民人口进城不能仅仅是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这才是最难的。

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的素质和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现代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上、态度和行为上，都能同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这个国家和城市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就根本而言，现代化最终表现为人的现代化。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诚信体系、法治社会、政治文明等等的真正落实和完善，都不能离开人的现代化的支撑。

日报：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蒯大申：首先，农村从农耕社会转变成城镇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高度互信的社会到契约商业社会，农民会遇到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上的不适应，在文化上遭遇巨大的转变。比如说，在农村现金交易很少，而进入城市后买水、买菜都得花钱，农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也受到挑战，要遵守城市的规则。而在乡村，你可以经常到别人家串门、吃饭，这在城里面是行不通的。其次，城里人对乡村人的歧视也是农村人转化为城市人的障碍，我们可以跟市民说要海纳百川，要宽厚，但实际上这种障碍是存在的。当然，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等一些制度也会造成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更难融入城市文化，难以找到归属感。最后，语言也是文化融入上的一个难题，比如说上海话，很多外地人一辈子也学不会上海话，这也增加了文化上的阻隔。

日报：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社会、政府以及公民自身应当如何努力？

蒯大申：人的现代化，需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其中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从农民角度讲，要从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三个方面快速适应、转变，学习城市生活、社会规范，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文明程度。从城市的角度讲，城里的人口应该更包容来自乡村的人口，城里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考虑到他们的基本权益和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农民工有权利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要坚持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范围。从城市化角度看，这也是帮助他们适应城市化。政府也在努力，但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加强保障力度、扩大服务范围。

政府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如图书馆、博物馆、社区文化设施等。文化部提出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到农民工，上海也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行动了。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覆盖到农民工。据我了解，农民工现在可以去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去社区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去提供上网服务的社区信息苑，但现在也才刚刚开始。不少农民工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政策，不了解城市为他们提供了这些公共文化服务，这也是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日报：文化视角来看，理想的城市化应当是怎样的？

蒯大申：所谓从文化视角看待城市，应该是从人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的角度；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是从生活质量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GDP的角度；是从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和自由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物质享受的角度。

我们希望未来城市是市民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享受丰富文化生活的城市，是保存了历史记忆、各种文化共存共荣的城市，也是能够使人的精神世界高度丰富自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