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反腐只是一场儿戏

　　官员们大肆受贿，并向下提供庇护。如若事发，被处理的将只会是“小虾米”。这里面毫无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戒可言，最多不过是通过走卒的陷落而反映出官员间力量对比状况的变化。这种在权力不受监督、缺少新闻自由、独立司法和充分政治竞争的政体中，反腐都只是儿戏。

方亮 俄罗斯问题专家

　　2012年的俄罗斯政治拥有反腐这个极富彩头的标签，诸如“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账户和不动产”等制度创新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俄内外人士大多清楚，尚未拥有充分政治竞争、独立司法、不受侵犯的新闻自由，民众观念也尚未跟上时代发展的俄罗斯无法结出打击腐败的硕果。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判断都是暂时令人感到悲观的。

　　叶利钦的“空炮”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德尼埃尔·特里兹曼在《从戈尔巴乔夫到梅普时代》一书中介绍了一件苏联往事：一位船长时常利用出国机会倒卖紧俏商品，国内许多高官都曾接受他的礼物。后来，一位记者将此事曝光，事情惊动了高层，同样也曾收过他的礼物的时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本想保住船长，却在同僚压力下不得不默许船长被收监，只是命令道：“绝不要提腐败的事情。”

　　这段往事成了苏联腐败现象的一个缩影，官员们大肆受贿，并向下提供庇护。如若事发，庇护无法维持，被处理的将只会是“小虾米”，高居庙堂的官员最多失去一名走卒。这里面毫无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戒可言，最多不过是通过走卒的陷落而反映出官员间力量对比状况的变化。

　　任何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都少不了对特权阶层严重腐败这一环的交代。官僚权力不受监督被公认为导致这一痼疾的祸首。所以，20年后的今天人们自然关心俄罗斯民族是否将重蹈覆辙，因此对由戈尔巴乔夫开启、由叶利钦落实的民主大业中的反腐内容格外关注，更关心普京时代在反腐中的制度创新。只是，苏联虽已解体，俄罗斯却并未形成足以促成官员权力真正得到民众监督的制度框架。经历过叶利钦炮打白宫之后，俄高层不同政治势力的竞争大大弱化，虽也有俄共联手普里马科夫以及地方州长集团对叶利钦的挑战，但其走势基本沿着叶利钦、寡头和由斯杰帕申及普京先后代表的、区别于叶利钦先前强力心腹科尔扎科夫及其势力的“新强力集团”这三股势力联手打造的一套体制不断壮大直至横亘整个俄政治空间的轨迹前进。这一体制横亘之下，政治竞争与司法独立所能找到的空间愈发狭小。正因此，这套体制下的腐败丝毫没有因为俄实现了选举民主而遭到压制。相反，在私有化过程中，种种滥权现象层出不穷，已绝非一个简单的“腐败”所能涵盖。

　　叶利钦执政后期，“马别杰克斯”案爆出，震惊整个俄政坛，因为案件直接指向叶利钦家人的腐败嫌疑。此时，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和在总理任内取得不小民意支持的普里马科夫正对叶利钦构成严重的挑战，这一案件也成了两人的主要着力点。但该案的引爆者、直接向俄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提供了叶利钦家族腐败材料的菲利普·图洛威尔却躲了起来。俄《新报》记者辗转采访到他，请他透露更多内情。他拒绝了，说道：“他们会宰了我的。”记者追问，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图洛威尔拒绝回答。

　　图洛威尔指的到底是谁？尽管没有具体证据，但当时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同两个妓女欢爱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以及那些年发生的数起政坛敏感人物被神秘暗杀的事件（比如一直坚持从严清算克格勃残余力量的民主派代表斯塔罗沃伊托娃惨死事件）都从一个角度展示了那个时代略带白色恐怖的大背景。而这种恐怖的受益者是谁，一目了然。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就更谈不上什么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反腐的议题也就看上去都不会很美。

　　事实也正是如此，1992年时叶利钦就签署命令要求官员申报财产，这是迟至梅德韦杰夫上台后才真正成形且被广为称道（尽管其效果尚难让人乐观）的制度。之所以迟滞了将近20年，就是因为被民众托上权位后越来越多仰仗体制力量来保住权杖的叶利钦在国家转型上的兴趣已经逐渐转移到护佑体制利益。如此一来，反腐就只能是不触及体制的一出演给民众和外人看的闹剧。

　　1993年开始，反腐成为叶利钦的施政招牌，他向腐败宣战，其副手鲁茨科伊发表了《这样下去很危险！》的反腐宣言。随后，鲁氏向媒体抛出重磅炸弹：“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收集了11箱材料，证明叶戈尔 盖达尔、根纳季 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 绍欣、阿纳托利 丘拜斯、安德烈 科济列夫的贪腐事实。"这一表态抛出后引起极大反响，因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叶利钦的左膀右臂。但最终，事情却不了了之，让人搞不清楚是鲁茨科伊借反腐搞政治打击还是这些人借叶利钦逃脱惩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反腐议题的面孔都像小丑一样可笑。

　　1996年大选前，叶利钦高调抛出前总检察长伊柳申科的腐败弊案，对其展开调查。结果叶利钦胜选后，调查偃旗息鼓，未有任何结果。1997和1998年，《反腐法》两次被搁置，自叶利钦1992年祭出反腐大旗后一直未获通过。

　　普京时代的反腐悬疑

　　普京在最有利的历史节点崛起于俄政坛，又得克格勃转世势力襄助，成就霸业。他的时代，体制更加坚固，且拥有远甚于叶利钦时代的控制能力。在这个时代，反腐就具有了更加复杂的特征。

　　一方面，安娜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等多位记者丧命等事件标志着俄当局对新闻自由的进一步收紧和管束，这等于是为普京身边核心心腹集团穿上了防弹衣，让其免于遭到腐败调查。另一方面，由于拥有历史趋势造就的超高支持率和克格勃转世力量赋予的绝对控制力，普京可以较为自由地对中低层官员随意予夺，这便为反腐制度创新——官员财产公开、禁止官员拥有海外帐户和不动产，创造了适宜条件。将这些制度指向中低层官员，不损及体制，普京稳坐克里姆林宫。

　　当然，也并非没有高层官员落马，谢尔久科夫就是一例。但是，作为一个普京心腹集团的外层成员，且是不受其他成员待见的一位，他的例子的说服力是可被质疑的。更何况，这位穿着睡衣出现在“国防服务公司”腐败弊案头号嫌疑人瓦西里耶娃家中的官员至今未被采取任何法律行动。

　　不得不强调，任何研究普京时代高层腐败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由于信息极少，普京势力集团存在于暗处，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正如《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作者姆列钦在自己的《叶利钦传》中评价的那样，叶利钦时代里，记者不必担心自己的性命。这或许是叶利钦时代出现直指总统家人的腐败弊案的外在因素。而普京时代恰好相反，信息不流通条件下，许多事情无法直接佐证。如此一来，外界判断这一问题往往取决于逻辑判断，就像俄著名政论家拉德妮娜判断的那样，一个任用了许多腐败官僚的领导人难道值得人们相信么？

　　这种逻辑判断毕竟缺少直接事实作证，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在任何权力不受监督、缺少新闻自由、独立司法和充分政治竞争的政体中，反腐都将只是儿戏。无论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还是叶利钦时代，抑或是普京时代，逻辑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