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缩减大城市收入差距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成为定局的条件下，不应简单干预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通过政策干预来直接调控收入差距要谨慎。长效政策是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

　　大城市的收入分配还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关系。照理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投资回报越高，资金需求就越大，这样资金的价格（即利率）便更高。而在中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正规金融部门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胀率）却长期偏低。相比之下，在民间信贷市场上高达10％～20％的年化利率更能反映资金供求之间的关系，即使扣除通胀率也仍远高于正规金融的实际利率。

　　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尤其是鼓励了能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从不同经济部门的关系来说，低利率更有利于工业，而不鼓励资金投向服务业，因为服务业相对来说使用资本较少，而且服务业缺乏抵押品，更难从正规金融部门得到贷款支持。

　　经济发展超常规地靠投资来趋动，使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也处于上升趋势，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则持续了十多年的下降趋势。目前中国大约40％的劳动收入占比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率大多处于50％～80％之间，这就使得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感觉自己的收入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速度。

　　中国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集聚了先进的生产型服务业，也将拉动对于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其经济结构应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才对。

　　劳动收入占比偏低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无联系，但经济结构出现扭曲也与低利率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干预有关，去除这些扭曲，调整产业结构才是让经济增长惠及百姓的正解。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摘编自《财经》杂志2013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