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能总依赖倒逼机制

　　陈建奇 1976年出生。现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先后在福建省财政厅、交通银行总行、北京大学从事业务和教研工作；中国财政部、地方政府、亚洲开放银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专家；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国际财经问题顾问。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二十

　　陈建奇：“预测”多是放大炮

　　陈建奇说自己不喜欢“走极端”。因此跟他交谈，几乎无法得到对某一事物的绝对性论断。甚至连他说话的语速和音调都是适中平缓、几无起伏的。

　　他认为这也许跟自己的工作性质有关。

　　陈建奇现在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在这个位置上，面对的学生多是省部级、地厅级官员。令他感到挑战的是，这些学生并不好带。

　　陈建奇说，这些官员学生们常常会在课堂上提问一些很专业甚至犀利的问题，如果解答不严谨，会遭到当场反驳。“所以不能胡说，每句话都要言之有据，严谨才有说服力。”

　　正是基于这个治学理念，陈建奇对言论频繁见诸报端的“学术明星”不以为然：“很多人靠做预测走红了，在我看来，很多预测都是信口开河，放大炮。”

　　“市场喜欢你做预测，但经济学家不必逢迎市场。在自己的学科素养和理论架构建立起来之后，对自己的见解加以传播，对经济走势有一个客观严谨的判断，这是可以的。但我始终认为，我们的主要职责是解释经济现象，对过去和现在加以总结，给未来提供参考。就是说，经济学家要做解释者，不要整天做算命的。”

　　陈建奇也玩微博，内容多是对自身专业领域里一些问题的分析见解。不过他的微博既不加认证，也未上传个人照片，更像是一片自留地。与学术红人大V们相比，陈建奇的每条微博下面评论留言者可谓寥寥。不过这完全没影响到他对自由表达的兴趣，依旧笔耕不辍。

　　陈建奇并不认为自己是书斋型学者，他曾在很多场合提出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胆建议，并希望自己的呼声能够上达。

　　“经济学家分两种，有的天天坐在政府旁边，告诉政府应该干什么；有的什么都不管不问，十几年趴在那里写一本书。我个人觉得，经济学本身就有其政策含义，跟时代联系紧密，解决的是当下的实际问题。所以，提供政策建议是分内之事，但不应该萌生什么个人英雄主义。”

　　■ 核心观点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在不伤害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平衡利害关系，让老百姓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说什么“市场派”也好，“政府派”也好，经济学家不能走极端，不能过分强调效率也不能过分强调公平。在二次分配中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加大房产税的征收力度。

　　收入分配改革需搞清财富在哪

　　新京报：在当下经济改革议题中，你个人最关心的是哪一项改革？

　　陈建奇：我最关心的是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一番。这透露的是积极信号：未来政府会更关注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水平。

　　但这次报告对于分配改革并没有非常量化。比如，把收入差距调到多少，怎么调？现在看来，我们改革开放这前三十年确实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非常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带动后富？市场是不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需要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陈建奇：我主张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对高收入群体进行征税，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是你要弄清楚社会财富集中在哪些家庭里。到底谁有钱、谁没钱。这个东西没闹清楚，说调节收入分配是空话。比如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月收入一万多，他可能也买不起房子，调节收入不能误伤这部分群体的利益。

　　怎么分辨谁有钱，谁没钱呢？我认为房产税应当成为最核心的手段。因为现在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房产。怎么识别有钱人？其他的都不好说，但房子是藏不住的。

　　房价不涨收入涨就可“降房价”

　　新京报：房产税不是一个新话题了。

　　陈建奇：对，房产税谈了很多年，到现在都没有大的执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房产税推出后有可能造成房价大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这个影响是不可控的。政府为保证经济稳定，在房产税的问题上不选择大幅迈进；其次我觉得跟利益集团有关。也就是说，制定房产税或者说影响房产税政策的人，自身拥有大量房产。

　　新京报：你认为拥有大量房产的人，掌握着房产税政策的话语权。按照这种推测，房产税政策是起不到实质效果的。应该怎么办？

　　陈建奇：利益集团要保护自身利益，即便开征了房产税，税率0.1％，能有什么效果？我个人有一个想法，要真正实现房产税对房地产调控和对收入分配改革起到作用，应该规定：参加房产税政策制定的人，不管是一把手，还是下面的人员，各人不能超过两套房子。只有在这样的约束下出来的制度，我才能相信你没有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比如成立城乡住房建设部，我们可以从所有公务员里面选人，多于两套房的就不要进来了，要进来，你把多的房子卖掉再来。就定这个规则。这听起来好像是abc一样的简单话题，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没做好，你谈什么房产税改革，都是瞎扯。

　　我跟中纪委也是这样说的，不要等他暴露出20套房子你才查，现在房产信息都是联网的，你查一下不就完了？超过10套、20套理论上你都看得见。很多制度设计跟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只有房产税跟个人利益关系最大，所以相关利益集团不应成为房产税政策的制定者。

　　新京报：房地产市场现有的泡沫如何解决？

　　陈建奇：有一种方法，房价不下跌，政府通过搞通货膨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这些年不都这么搞的？原来的钱发出来之后去哪了？到房地产市场了。现在房地产没有以前涨价那么凶了，这些钱又变成了物价的上涨。所以如果未来老百姓的收入能按照前几年的这个涨法，房价不上涨，我们的收入上涨，是能够把房价平衡掉的。

　　金融改革决定其他领域改革效率

　　新京报：中国在开放发展中获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陈建奇：加入WTO之后，我们的开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大多集中在商品和服务方面。对金融市场来讲，虽然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然比较滞后。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人民币不是可兑换货币，人民币汇率没有形成灵活汇率制度。

　　新京报：当前人民币汇率放开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建奇：有人说，美国欧洲金融危机了，我们好像还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放开人民币汇率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人民币的开放是不是一定必要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汇率机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从2000年以来，外汇储备急速上升，央行为维持稳定的汇率机制，投入了3.2万亿的外汇储备，这大约25万亿人民币，到市场里面是基础货币，形成了货币供应量，占GDP的200％。我们整天在批评美联储搞宽松，但到底是谁在放水？美国货币供应量只占GDP的60％。

　　新京报：这导致了哪些问题？

　　陈建奇：这个动作，跟近年来房价翻番，连续暴涨有关。肯定要有货币啊，从哪来的？中国经济这么大的经济总量，为了维持一个人民币汇率稳定，而被动投入这么多货币，被动采取对冲措施，极大放弃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于是被绑架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很多问题是跟金融相关的，在所有改革中，金融改革最为紧迫，金融没搞好，其他的改革不会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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