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解除禁忌

    在瓦格纳诞生200周年之际，如何定义这位伟人，仍旧迷雾重重
    
    被称为瓦格纳专家的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曾经想象过瓦格纳若活在今天的样子，“他肯定很反叛。他也许住在一间隐蔽的别墅里面，或者一个非常豪华的复式公寓里。他可能穿着丝绸内裤——他说过，丝绸内裤是他最喜欢的奢侈品。”这种玩笑从一贯严肃的蒂勒曼口中说出，已经有了轻松解构的意味。
    “今天人们谈论起瓦格纳，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满禁忌。”几周前，83岁的指挥家马泽尔携12位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起，将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带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老人仍然记得1965年他就任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音乐总监时的第一个提议：恢复瓦格纳作品在德国的演出。三年后，他成功地将《尼伯龙根的指环》带回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的舞台。
    两年前，以色列室内管弦乐队就已经打破70多年的禁忌开始上演瓦格纳作品。那场音乐会的指挥罗伯特·巴特诺斯特罗是犹太人，他的母亲正是纳粹屠杀的幸存者，但指挥家坚持认为应该把瓦格纳的音乐与世界观分开对待。
    在瓦格纳诞生200周年之际，如何定义这位伟人，仍旧是迷雾重重的话题。在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中，关于瓦格纳的阐述是：“瓦格纳以改造西方音乐传统轨道，从而引起极大争议……他的音乐和观点很难用某一派别、主义或风格来简单地加以界定，他的理论与实践、言论和行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思想上也发生过不小的变化，这一切使同代人及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
    瓦格纳在生前就饱受争议，对他的两极化评价至今依然存在。但近年在德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放在瓦格纳与“纳粹”的历史关联上，而应该专注于他的音乐作品。
    按马泽尔的观点，“禁忌已经解除，人们更愿意理性地看待瓦格纳，更多地关注他的音乐价值，而不是其他。”

    极端命运，极端作品

    1813年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的瓦格纳，幼年父亲去世，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却野心勃勃想成为大音乐家。他一生经历过破产、羞辱、逃难、颠沛流离，也享受过王公贵族对他神一般的追捧和崇拜。
    在巴黎时最贫困的日子，他饥肠辘辘地守在破旧小屋里创作《黎恩济》，“我们已经到贫困的极端，盼望着可以从哪儿弄到五个法郎。”他曾在见到莱茵河时热泪盈眶，“我这个贫穷的艺术家发誓永远忠实于德意志。”他的乌托邦主义和革命热情在脑中聚集，渴望打破权势、法律和财富的桎梏，渴望改变由犹太人的金钱统治的社会。
    19世纪的欧洲在经历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哲学革命以及浪漫主义革命之后，处于继续寻求变革的动荡中。曾参与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瓦格纳，用行动证明他的革命狂热，也为此付出了流亡12年的代价。从30岁至40岁的十年间，瓦格纳经历过数次逃亡，正是这些颠沛之苦，让他对人性与命运有着深刻感悟。
    瓦格纳的人生经历、个性与音乐都充满极端的戏剧性。在他的歌剧世界里，充斥着恢弘极端的场景和音效，那些剧情、爱情、命运都像是他个性的写照。瓦格纳所经历的曲折与痛苦，一点一滴形成他的世界观和他的音乐世界。
    瓦格纳的歌剧都是自己创作剧本、谱写歌词、作曲配乐、设计舞台，甚至自己指挥。他最大的梦想是建立一座专门演出自己剧目的剧院，在世界音乐史上，只有他一人实现了。
    仅从题材的选择上，就能看到瓦格纳与其他作曲家的区别。比才的《卡门》以吉卜赛女郎为名，威尔第的《茶花女》以巴黎名妓为名，普契尼一生写作12部歌剧有8部以女人名字来命名。但在瓦格纳的歌剧世界，任何小人物都进入不了他的视野，他的舞台上都是英雄、国王、神灵，而且几乎所有歌剧都以男人为主角。他着迷于欧洲文化历史中极具魅力的诸神，只有神话题材能满足他超越现实、深重庞大的戏剧野心。
    马泽尔说，瓦格纳的音乐是复杂的，他把无边的浪漫、冲动和天马行空的激情都化为音乐，把绘画、诗歌、文学、戏剧与电影的魅力都融合在歌剧舞台上。
    听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尼采说那是“化为声音的激情”，罗曼·罗兰形容“一望无际的灰色行将投入更浓密的黑夜”。痴迷瓦格纳的希特勒，在年轻时曾买了最便宜的站票，站着听了三四十遍《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尼伯龙根的指环》据说听了140遍。
    “在歌剧领域，如果没有瓦格纳，我们就没法活下去了。”在北京执导《漂泊的荷兰人》的意大利歌剧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说，他曾与瓦格纳的嫡孙以及德国其他的大导演们学习，“瓦格纳是世界上难得的音乐天才。在意大利人发明了歌剧之后，德国人对其进行了改革，瓦格纳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只用两个月就完成了《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是他流亡生涯的写照，有着特别的灵性，非常震撼人心。”

    以救赎获得自由

    “要了解瓦格纳，必须对德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有所了解。”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张国勇认为，国内对瓦格纳的接受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要挑一部作品来理解瓦格纳的音乐魅力，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建议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开始。
    “这部作品最彻底地代表了瓦格纳风格最精粹的方面，他的哲学、思想、音乐风格及其演化都可以在这部戏中显示出来，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的风格彻底走向成熟。”杨燕迪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将给人们带来一个高度抽象和神秘主义的体验，“这部戏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充满了炽热的爱情，甚至可以说表达了无穷无尽的欲望、肉欲。”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一部由中世纪传说改编而成的爱情故事，但在瓦格纳戏剧中，这已不仅仅是关乎爱情的简单故事，还传达叔本华的哲学观。1854年秋，一部广泛流传于欧洲文化界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摆在瓦格纳面前，就此，瓦格纳内心久存的思索与困惑得到解答，“我的生活经历把我带到了叔本华的哲学里，只有他完全适合我。在全部接受他的极其正确的理论后，我走到了自己内在性格的终点。同我从前走的道路不同，这条道路同我极度悲伤的心绪完全符合，也同这个世界的本质相符合。”
    “瓦格纳很具有哲学头脑，他一直认真深刻地思索人生命题。在他接触到叔本华之前，就已经显示‘人如何通过救赎来获得自由’的戏剧意念。像《罗恩格林》、《漂泊的荷兰人》、《唐豪塞》都是这样，先是有某种诱惑，然后通过对诱惑和世俗的抵御，以及女性或是理念的拯救，最后获得人生的启迪和自由。这是贯穿瓦格纳一生的命题。”杨燕迪认为，叔本华对瓦格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试图在歌剧中传达：人如果要获得自由，就要打破无理性的欲望。“《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代表性就在于，瓦格纳从非常个人化的角度重新诠释叔本华的哲学，到最后，人间的爱情走向了弃绝、牺牲和死亡，实际上是对爱情的最后升华，实现最高的神秘理念。”
    “看这部歌剧，我们可以领略音乐戏剧的力量，它能达到话剧无法表达的精神层面。瓦格纳善于把人的情感或心理层面夸大，用一个巨大的放大镜来看那个层面，使得我们对人生有重新的认识。看他的歌剧不是娱乐，而是一次洗礼，使你的精神上升，去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杨燕迪曾见到一种说法，瓦格纳希望自己把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糅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瓦格纳真的做到了。贝多芬的动机发展的乐队技术被他融入到歌剧中，被他继承、深化。此外他又借用了莎士比亚对人生重大命题的关怀。人类文化两位巨匠的精髓，被瓦格纳结合到了一起。”
    关于瓦格纳，他的反犹主义、暴戾粗鲁、骄纵跋扈、思想的复杂多变，甚至在两性关系上的无道德感，向来是人们谈论他时不可避免的批判焦点。
    “瓦格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但从另外的角度讲，在对待艺术上，他一直非常理想主义。他从来不会在艺术上说谎，或者说在艺术上做一些他内心完全不相信的事情。”杨燕迪认为，从艺术上来衡量，瓦格纳是当之无愧的歌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