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陷害”过多少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前发布了一个题为“国际储备:IMF关注与国家视角”的报告,标题无关痛痒,但内容却很劲爆。报告宣称,IMF攻击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报告还承认,这些攻击性结论的基础是“预估性”的调查研究,但“IMF管理层的分析基础是没有说服力的”。
《华盛顿邮报》不顾外交影响,将此新闻放在头条,标题是:“审计发现IMF受美国压力找茬中国”。文中写道:“在美国的敦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炮制了一项研究,向中国施压以影响其经济政策。”
IMF的这种“攻击性”偏见还不只针对中国,而且普遍针对发展中国家。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4国集团负责监督IMF,其秘书长巴塔查亚(Amar Bhattacharya)指出,IMF就像是“替美国施压中国”的“道具”。
对于IMF为何会有如此行径,设计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该报告承认:“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势力的股东认为过去十年IMF一直未能控制住中国汇率。”这段文本中的“有势力的股东”,如《华盛顿邮报》所说,是委婉地用来指代美国。
毫无根据的大量反华报道充斥国际媒体,但任何认真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能很快识破。“专业”写手们炮制的反华经济报道在媒体中一载再载,但类似针对美国的报道则难觅踪影。
举个写手的例子,章家敦在他2002年出版的书《中国即将崩溃》中写道:“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有选择。今天他们没的选了。他们没有退路了。他们没有时间了。”然而,接下来的这十年,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史无前例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而这并不妨碍《福布斯》仍雇其专栏作家中的“专家”。
即使是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在关于中国的文章中犯了错误后,也并不屑于解释。
比如美国的保罗·克鲁格曼,他异常认真地在《纽约时报》呼吁,要对华提高关税,为此编造的证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2010年贸易顺差超过4500亿美元”。实际上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离克鲁格曼所说的差得很远——实际的数据是2370亿美元。
尽管错误的中国经济数据在新闻期刊中是家常便饭,但IMF不该如此。IMF应该为了股东的利益客观行事,它的股东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让人惋惜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并不仅限于IMF报告中承认的这些。比如1998年东南亚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IMF表现得那么傲慢和不正确,以至于该地区的国家决定,再也不能在陷入困境后依靠IMF了——这也促使了这些国家决定大量储备外汇。
与此类似,20世纪80年代,IMF竭尽所能地逼着拉美还债和稳定预算——导致拉美十年人均GDP持续萎缩。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爆发后,IMF却没有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做出类似的明确谴责。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的那样,IMF对欧洲的政策“受到新兴国家官员的批评程度,远不如IMF当时对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强烈谴责”。简而言之,IMF最近的这份报告只揭露出IMF对发展中国家系统性偏见的冰山一角。
只要IMF机构不能反映世界经济不同力量的真实对比,这种偏见报告就无法避免。所以,该报告涉及的问题并不单纯是过去事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IMF体系中没有获得与其经济地位对等的权重。
2010年12月,IMF理事会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IMF表示,“成员国将尽最大努力在2012年10月举办的理事会年度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到2012年12月IMF投票制度改革却只获得了70%的赞成票,而这项改革需要85%才能通过——中国在这两项上都投了赞成票。两年前就答应的改变并没有执行,因为美国没有批准。发展中国家代表名额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仍在继续,包括中国。只要这个情况不变,像审计报告揭露的这种IMF对外汇储备的攻击就无法避免。
《华盛顿邮报》不顾外交影响,将此新闻放在头条,标题是:“审计发现IMF受美国压力找茬中国”。文中写道:“在美国的敦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炮制了一项研究,向中国施压以影响其经济政策。”
IMF的这种“攻击性”偏见还不只针对中国,而且普遍针对发展中国家。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4国集团负责监督IMF,其秘书长巴塔查亚(Amar Bhattacharya)指出,IMF就像是“替美国施压中国”的“道具”。
对于IMF为何会有如此行径,设计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该报告承认:“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势力的股东认为过去十年IMF一直未能控制住中国汇率。”这段文本中的“有势力的股东”,如《华盛顿邮报》所说,是委婉地用来指代美国。
毫无根据的大量反华报道充斥国际媒体,但任何认真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能很快识破。“专业”写手们炮制的反华经济报道在媒体中一载再载,但类似针对美国的报道则难觅踪影。
举个写手的例子,章家敦在他2002年出版的书《中国即将崩溃》中写道:“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有选择。今天他们没的选了。他们没有退路了。他们没有时间了。”然而,接下来的这十年,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史无前例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而这并不妨碍《福布斯》仍雇其专栏作家中的“专家”。
即使是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在关于中国的文章中犯了错误后,也并不屑于解释。
比如美国的保罗·克鲁格曼,他异常认真地在《纽约时报》呼吁,要对华提高关税,为此编造的证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2010年贸易顺差超过4500亿美元”。实际上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离克鲁格曼所说的差得很远——实际的数据是2370亿美元。
尽管错误的中国经济数据在新闻期刊中是家常便饭,但IMF不该如此。IMF应该为了股东的利益客观行事,它的股东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让人惋惜的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偏见并不仅限于IMF报告中承认的这些。比如1998年东南亚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IMF表现得那么傲慢和不正确,以至于该地区的国家决定,再也不能在陷入困境后依靠IMF了——这也促使了这些国家决定大量储备外汇。
与此类似,20世纪80年代,IMF竭尽所能地逼着拉美还债和稳定预算——导致拉美十年人均GDP持续萎缩。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爆发后,IMF却没有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做出类似的明确谴责。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的那样,IMF对欧洲的政策“受到新兴国家官员的批评程度,远不如IMF当时对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的强烈谴责”。简而言之,IMF最近的这份报告只揭露出IMF对发展中国家系统性偏见的冰山一角。
只要IMF机构不能反映世界经济不同力量的真实对比,这种偏见报告就无法避免。所以,该报告涉及的问题并不单纯是过去事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IMF体系中没有获得与其经济地位对等的权重。
2010年12月,IMF理事会同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IMF表示,“成员国将尽最大努力在2012年10月举办的理事会年度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到2012年12月IMF投票制度改革却只获得了70%的赞成票,而这项改革需要85%才能通过——中国在这两项上都投了赞成票。两年前就答应的改变并没有执行,因为美国没有批准。发展中国家代表名额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仍在继续,包括中国。只要这个情况不变,像审计报告揭露的这种IMF对外汇储备的攻击就无法避免。
标签:IMF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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