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重启改革是唯一出路

    ■ 过去三十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概括来说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
    ■ 中国经济长期问题的症结在于增长模式过于粗放。近年来，一遇到增长减速，就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把速度拉起来；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且算来算去，扩张需求总量最后总是主要落脚在增加投资上。
    ■ 事情很清楚，想要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通过改革，消除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
    ■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在武汉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查研究的六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中大体看到三中全会改革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这六条不但有新意，而且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时弊。
    ■ 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以引发系统性危机告终。
    我们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头，我们要重新启动“大改革”。这个改革所涉及的目标，比起上世纪90年代更大、更高。这会涉及过去30多年来的改革，它取得了什么成就？它存在什么问题？现在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
    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的改革进展和我们面对的问题；第二，必须重启和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尽一切努力，实现全会所制定的改革总体规划。
    具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是“九五”计划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十二五”过半了，背后面临的问题到现在基本没有解决，而且有一些情况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迟迟没有成功，原因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从“十一五”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某些方面还有退步。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消除体制性的障碍。消除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迄今为止的改革进展
    我们改革的初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经济社会整个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变”。接下来就是三十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有目共睹，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
    改革进展概括来说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
    这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在我国原有的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的一统天下之外，打开了一个缺口，生长出了一个新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市场经济的新天地，而且这个新天地逐渐地扩大。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为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进步，这就是李克强总理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
    早期经济学根据19世纪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认为，决定产出总量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在不存在新增劳动力的条件下，决定人均产出增长的只剩下资本增加，即投资。据此，长期流行的“哈德罗-多马增长模型”认为，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
    但是，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根据20世纪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质疑。他指出，决定增长的除了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劳动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余量A，即所谓“索洛余量”。索洛把这个余量定义为“技术进步”。他的“技术进步”概念很宽泛，不仅指狭义的生产技术，任何方法改进、效率提高都可以叫做技术进步。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即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效率，就是这个“索洛余量A”。
    其实早在“九五”计划制定以前，许多人早已达成共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或称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只有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我们的长期增长问题。那么，什么叫“粗放增长”？什么又叫“集约增长”？它们正是用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来加以界定的：主要依靠投资增加，即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叫做“粗放增长”，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则称之为“集约增长”，中国从“九五”期间（1996-2000年）以来一直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句话：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
    改革开放以前，在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几乎等于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因为改革的大步前进，中国的经济效率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
    原因在于：第一，长久被僵化体制所压抑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才能获得解放，成千上万的企业投身到发展的洪流中，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第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提高了效率。由于打破了过去城乡隔绝的工业化模式，两亿多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到了城市非农产业，大量低效利用的土地也转为城市用地，这些都使效率有了提高。第三，开放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的条件下，通过开放国门，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中国的技术水平很快就提高到了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大规模投资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我国的GDP平均年增9.6%，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国。社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30年来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基本发生在中国，这是联合国所承认的。
    改革停顿造成的问题
    上面讲到改革取得的进展，但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另一方面的性质：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这个过渡性是既有原来体制的因素，又有未来体制的因素。新旧两种因素的消长，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轨迹。
    讲改革开放的红利，这绝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有一些问题还非常的严重。
    改革初期设定的目标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命令经济、统治经济的一统天下，所以我们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更强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两个季度减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流行的看法是，因为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总量不足。中国的消费本来就比较弱，主要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来支持增长。再加上西方国家进口乏力，中国出口需求锐减，所以经济减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设法增加需求，以便保持增长速度不要低于政府设定的“底线”。
    我很担心，这种分析由于用错了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随之得出的结论也就会出现偏差。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就流行这种用“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决定增长速度的分析框架，来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显然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而来。
    国内外对于凯恩斯主义都有强烈的质疑的声音，有些经济学家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我的看法比较折中。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政策在处理短期问题时还是可用的。正像凯恩斯自己说过的那样，他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针对的是短期问题，而不是长期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和传媒习惯性地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通过“三驾马车”的状况来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在政策取向上，则偏爱用扩张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中国政府在2008年第四季度决定采取强刺激政策，“扩需求”、“保增长”。具体措施是用两年投资4万亿，2009年各商业银行贷款10万亿，把GDP增长速度拉了起来，成功实现“保八”。但在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1.9%的高点之后，便连续6个季度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7.4%，中国政府再次采取刺激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以城建作为主要的手段，大量融资和投资使GDP增速在四季度回升到7.9%，可是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又出现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在今年6月份发生“钱荒”以后，政府又采取了一些“稳增长”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取得了第三季度GDP增速小幅上升的效果。现在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预言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将会迎来较高的GDP增速。
    在我看来，只从一个季度的变化引申出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恐怕未必牢靠。
    因为一方面，这种对今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是运用上面讲到的短期分析框架得出来的，因此并不可靠。另一方面，这次GDP增速回升，仍然是靠“铁、公、基”等投资支撑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开始时比较强劲，但是随着投资的递增，回报会越来越低。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最近几年来已经日益显现。由于大量投资没有资金回流，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提高，就蕴含着出现资金链断裂甚至偿债危机的风险。
    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曾经指出，198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本质上都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在一定冲击下引发偿债危机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是非常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
    尽管中国没有发生这样的危机，但是去年李扬、曹远征、马骏等经济学家分别进行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以及今年6月份的“钱荒”，已经向我们发出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的预警。中国现在货币发行量接近GDP的200%。作为全世界货币发行最多的国家，居然会发生“钱荒”，就说明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错配。从种种迹象看，近三年来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又有了很大的扩张。此外，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也很高。近年来，浙江、广东、江苏等地都发生过部分企业还不起债而“跑路”的现象。虽然还是局部性的，但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防止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
    从“九五”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来，转型的进度十分缓慢。于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和引进国外技术造成的效率提高逐渐衰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加快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变得愈来愈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