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置信威胁一场金融机构与灾区户信用风险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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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艾琳 成都报道

　　最近大半个月，走访了北川、绵阳、雅安、芦山等旧灾新难的重建地和发生地。希望把汶川地震重建中暴露出的风险，预警于新灾区重建。巧的是，令各地金融部门负责人最担心的，都是灾后重建中的农户信用体系集体恶化导致的金融生态环境破坏。

　　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天灾不可避免，政府又不可能负担所有损失，所以重建中个人支出带有一定强制性。以北川为例，该地区农房重建资金的来源由政府补贴、农户自筹、银行贷款三部分组成，所占比例分别为16.8%，48.6%，34.6%。可以看出，补贴不到两成，其余部分都需要农户自担。

　　无可置疑的是，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农房重建贷款存在期限长、收益低、风险高的特点。风险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农户实际的偿还能力弱导致的财务风险，二是出于“法不责众”心理导致的集体违约的道德风险。从实践来看，早在2011年，汶川地震中农房重建中三年期贷款就已经到期，逾期率偏高、集体违约的现象已经凸显。

　　但是，真正出现逾期和违约之后，银行很难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权益。供职于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王越子博士将此称为对借款农户是“不可置信威胁”。他发表的研究文献中称，“金融机构可能对单个借贷者采取惩罚性的措施，但在信用环境恶化、逃废债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收缴成本相当高，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可能性不大。”

　　违约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宣传误导。民政救助和金融扶持同时介入重建，加上宣传不当，很多农户对农房重建贷款的性质认识不清，甚至与财政补贴混为一谈，认为或者潜意识里倾向于相信银行贷款是无偿资金。

　　还有部分农户的心理变化超出了政策设计者的预想。例如，绵阳安县某一个镇，在重建时有6个村被划到了北川辖内。按照当时政策，北川辖内的部分农房贷款享受三年政府贴息，“这下镇里其他村的人就不同意了，说原来都是一个镇的，受灾程度差不多，凭什么他们就免三年。那么有钱都不还了，农村集中安置还有个特点，只要一个不还，其他都不还。”北川金融监管机构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坦言。

　　表面上看，农户的违约成本极低。一方面银行不可能直接对农户采取强制催收手段，一方面，只要不再涉及后续银行贷款，原有的信贷关系就会成为“一锤子买卖”，违约获得的收益明显大于按期还款。据参与贷款的金融机构介绍，部分农户持观望态度，期望“出政策”免除还息义务，甚至认为按时还款是吃亏。

　　实际上，灾区农户信用集体恶化带来的后果不可小觑。“我们一直在向政府建议，灾区信用环境破坏直接导致的是，后续金融扶持政策根本无法跟进。例如，房屋安置好后，想要再创业贷款，由于不良信用记录就很难在金融机构再获支持。那么，这部分融资者只能流入民间甚至地下借贷市场，高成本融资又会继续增加资金负担，恶性循环就产生了。”雅安市某金融监管人士对本报记者称。

　　随着大量农房重建贷款的集中到期，金融机构呼吁建立金融生态环境的声音越发强烈。“对四川而言，受灾地区还存在一定交叉性，信用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我们建议顶层设计借此机会建立起对恶意违约的惩处机制。让农户清楚区分救助与金融的区别，培养商业信用。”一位参与农房重建贷款项目的金融人士说。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