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秀我们为什么需要博鳌论坛

——访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各界对本届博鳌亚洲论坛高度关注，首先是因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首次在这一多边外交平台上亮相，并阐述了中国与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主张。其次是因为该论坛的国际性进一步增加。第三是因为该论坛正成为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成熟平台。但博鳌亚洲论坛如何进一步发挥其推动中国与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作用？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博鳌亚洲论坛应该让世界正确认识亚洲，与亚洲共同发展，分享亚洲发展带来的机会，并且，应能够对当今世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多少起到一种调整的积极作用。

新起点上的中国和亚洲

《华夏时报》：中国国家领导人说博鳌亚洲论坛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希望能更上一层楼。你认为所谓新起点的背景和标志分别是什么？

赵忠秀：从全球发展格局看，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199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一种修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亚洲的发展仍然充满活力，全世界都在寻找发展模式上的变革，世界经济在调整中继续有所增长，而亚洲对于这一增长贡献了超过50%的份额。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调整，亚洲作为增长的一极或重要引擎，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亚洲，那么，亚洲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本次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有五年，这是二战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金融危机，目前这一过程还未结束，以虚拟经济为引导的旧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头，必须有一种新的发展，必须要有建设与创新，亚洲要在其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此外，中国作为区域大国，随着自身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处在新的起点上。

《华夏时报》：博鳌亚洲论坛今年的主题是“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在你看来，要革新什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怎样合作？

赵忠秀：这实际上意味着还是要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意味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打破过去那种长期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盘剥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这虽然是个老话题，但本次金融危机却似乎反而加剧了旧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严重不公的状况。现在，欧洲已无暇他顾，美国却仍显得咄咄逼人。这样较为严酷的，并且仍多少带有冷战思维的发展方式，应该被彻底摈弃。

《华夏时报》：你认为我们应如何通过博鳌亚洲论坛这个大舞台，打造亚洲在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新角色、新坐标？

赵忠秀：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借它来打造文化的软实力或软的影响力的地方。博鳌亚洲论坛就是要从思想上影响决策者或政商领袖，因为他们毕竟是世界的领导者。

我们看到，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与以往相比，无论是规模、范围、高度，都有很大提升，相信其背后的组织者应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动用了很多公共外交资源，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论坛时间毕竟只有三天，要发挥持续影响力，还须做好后台的基础工作、研究工作和协调工作，还应在论坛结束后，有持续的跟进，将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现在，许多工作仅靠论坛的秘书处完成，其实应该更广泛地动员整个亚洲和全球的智慧与力量，立足亚洲，放眼世界。博鳌亚洲论坛应该是亚洲与世界的对话，而不仅仅是亚洲人关起门来讨论自己的事情。

亚洲的障碍来自历史的包袱

《华夏时报》：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看，中国和亚洲都需要不断增强话语权，但增强话语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赵忠秀：进入现代科技文明的时代，对于技术和知识的垄断封锁已经非常困难，因此，隐含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增强话语权的必要条件首先来自于我们自身能力的建设与提高，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其次，对于亚洲而言，亚洲人口规模巨大，因此拥有广阔的市场，这是亚洲的天然优势。亚洲即便不能成为新技术的使用者，也应该积极成为新技术的创造者，从而得以依靠内生动力而不是外部推进，获得持续的发展。

由此来看，亚洲显然具有后发优势，亚洲一体化的过程，将导致市场更加扁平化，新技术将得以很快普及。亚洲应该继续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能够更便利地接触到新知识、新技术，使得发展能够真正持续下去。

《华夏时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何得以挑战既有的国际经济准则，扮演世界范围内的积极主导力量？

赵忠秀：说挑战还为时尚早，只有先融入进去，才能逐渐扩大自身影响，而发展好自己，则力量对比就会逐渐发生变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曾经的财富分布与人口分布，是相均衡的。随着工业革命，西方世界迅速发展，财富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发生急剧的不均衡，少数人群拥有了大部分财富。现在，财富的分布与人口的分布，又开始向均衡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扩散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因此，虽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但国际经济旧有秩序发生变化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避免再犯大的错误，以至于丧失掉新的发展机会。

我们看到，国际上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丧失了数十年的发展机会，因此，要开放，要与世界合作。因为封闭、不善于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和国际先进经验，一意孤行，肯定要吃苦头。

《华夏时报》：在全球经济秩序处于断裂和重构的微妙时期，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提升亚洲经济话语权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赵忠秀：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历史的包袱。历史上，整个亚洲比较偏弱偏散。亚洲的地理区块是割裂的，亚洲的文化是多元的。次区域内部有很大相似性，次区域之间却有很大差异性，这使得亚洲一体化进程非常艰难。自工业革命以来，亚洲一直处于劣势、处于后进的状态。

现在，亚洲有了一个内生发展的环境，但这仍须假以时日。未来，世界经济的重心，会移向亚洲，亚洲却未必见得会成为中心。世界经济将不断呈现多极发展的态势。

因此，必须看到这一点，必须令亚洲的发展更加醒目。亚洲要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就要克服内部的种种差异所造成的障碍，这种差异容易导致被外部各个击破和加以控制。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警惕审视美国的亚洲战略，这一战略很容易做到各个击破，而亚洲有些国家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容易盲从、不够理性。

博鳌依然需要后续的工作

《华夏时报》：随着中国和亚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不断增加，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已非同小可。以至于西方舆论直言不讳地声称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了达沃斯论坛的对手。你怎么看？

赵忠秀：当初设立博鳌亚洲论坛的初衷，实际上是学习借鉴达沃斯论坛，希望对亚洲的发展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如果说博鳌亚洲论坛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这本身就证明已经初步实现了其原有目标，是一个好的事情。

世界不应只有达沃斯论坛一个声音，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也能促进达沃斯论坛的进一步发展。

《华夏时报》：博鳌亚洲论坛与达沃斯论坛相比，二者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什么？中国将如何尽可能地放大“博鳌效应”？

赵忠秀：与达沃斯论坛相比，博鳌亚洲论坛在能力建设方面还应做很多工作。博鳌亚洲论坛的优势在于，虽然论坛地址设在海南，中国有关各方提供了莫大支持，在聚集各类资源方面有先决条件，但博鳌亚洲论坛不应只发出中国的声音，还应发出亚洲的声音。这一初衷不能改变。

博鳌与达沃斯二者的确存在互补性。论坛应通过各种有效的媒介放大自己的声音，传递各种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最终影响到政商决策，最终影响到亚洲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增进亚洲的福祉。所以，和世界沟通，和各个阶层沟通，这是博鳌亚洲论坛所要做的更重要的后续工作，而不仅只是每年开会的时候热闹一阵子，之后就过去了。我曾参与过博鳌亚洲论坛的一些研究和活动，我认为在这一块，其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还须进一步加强。目前博鳌亚洲论坛网络的能量仍然有限。

《华夏时报》：不管博鳌论坛还有哪些不足之处，但从中国海南博鳌发出的声音，今后应该会愈来愈强烈，其未来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忠秀：这种影响，应该会帮助世界更准确地了解亚洲、理解亚洲，我认为这是博鳌亚洲论坛应该发挥的最重要作用。

从国际政治来讲，亚洲目前仍处在边缘地位，并非中心，亚洲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一极，分量越来越重，所以我认为，博鳌亚洲论坛应该起到让世界正确认识亚洲，与亚洲共同发展，分享亚洲发展带来的机会，并且，博鳌亚洲论坛应能够对当今世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多少起到一种调整（暂时不是改变）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