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盲 才能无畏

唯近期，围绕媒体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职业行为的法律保障和职业操守等问题，爆发了一些事件，激起方方面面的强烈反响和深思。

“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御，亦不阿群众。”这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创刊时张季鸾的观点。民国时代办报，困难重重，张季鸾曾说，“报业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 军权压力，重逾万钧；言论自由，不绝一线。而全国战兴，百业俱敝，报纸营业遂亦大难”，绝大多数报纸“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发发不可终日”。

但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并不怨天尤人，而认为新闻业的失败，“其原于环境者半，原于己身者亦半”。为此，《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党非可鄙之辞”，“不党”是指和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不卖”是指“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团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是指报纸并无私图、并无私用，而为公众喉舌；最后是“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今天重读“四不”，笔者以为“不盲”实为要务。报纸“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于自己的主张，勇于发表，但张季鸾特别指出“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用今天的话，张季鸾是强调专业主义的新闻之道的。

张季鸾认为，“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因此呼唤言论自由的环境。但自由不是为了“作交易”和“挟成见”，而是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公正”；“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

转型期的中国的报道环境和舆论生态非常复杂，回首过去报人的思想，是想说明：办报从来都不容易，办报从来都需要勇气，报人永远要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公正，服务公共利益。不要怕“荆棘满地，冥夜长征”，只要跟随良知，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创新，就会始终走在自由光明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