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以损害商业信誉罪抓记者滥用警权
记者所发报道属职务行为,当地警方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不应当对正常履行职务的记者做有罪推定,实行通缉和拘捕。媒体的舆论监督要依法进行,对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更要依法保障。
据新华社报道,《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报道中联重科财务问题,近日被长沙警方跨省以“损害商业信誉罪”的名义抓走。昨日,长沙警方称,之所以刑拘陈永洲,是通过《新快报》从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8月8日所发表的18篇中联重科负面文章(陈永洲署名的有14篇),认定陈永洲“捏造”了涉及中联重科的三项主要事实,并称对18篇文章所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了鉴定。
昨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时了解到,总局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护新闻记者正当、合法的采访权益;中国记协已与公安部联系,要求确保记者人身安全。
对经营者进行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正当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监督批评权的延伸。舆论监督的正常开展,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如果因为刊发批评性报道,就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就可以跨省刑拘,这触及了新闻从业者的生存底线,触及了法律和文明的底线。
我国刑法规定,损害商业信誉罪是扰乱市场秩序罪的一种,该罪的入罪标准非常严格。之所以如此,意在保护公众和新闻单位对经营者的合理批评、舆论监督权。无论是公众对经营者的批评、评论,还是记者及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故意捏造,没有收“黑钱”,即使所言所称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也不可能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
而且,记者采写的稿件需要经过编辑、审核、签发等环节才刊发出来。这是典型的职务行为。正如中国记协负责人所说,目前就《新快报》提供的资料显示,陈永洲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公安部门也未提供发现该记者有违法行为的证据。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不应当对正常履行职务的记者做有罪推定,实行通缉和拘捕。
长沙警方仅仅根据《新快报》刊发的报道,就跨省刑拘记者,明显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是滥用刑事司法权的体现。
另外,长沙市公安局声称,认定嫌疑人陈永洲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是经市公安局执法监督支队审核的。请问,一个市局的执法监督支队有什么权力和资质,鉴定、审核新闻报道是否捏造?报道的真实性自有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专业判断,也可交由法院裁决,而不能由地方公安单方面随意界定。
3年前,《经济观察报(微博)》记者仇子明被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跨省追捕,罪名同样是“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最后以当地警方撤销对记者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当面道歉为结局。
还有15天就是记者节了,此事却让公众心生“记者劫”之感慨。如果此事没有一个公开、透明、公正、合法的解释和结论,将伤害整个新闻行业和所有从业者。
当然,记者也不能滥用新闻采访权,媒体的舆论监督要依法进行,对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更要依法保障。在处置这类事件时,公权力机关,特别是刑事司法机关,应当严格依法、高度审慎,以免成为一些单位或个人排斥异己、对抗甚至打压舆论监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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