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遗产与中国的未来

诺贝尔奖获得者——102岁的罗纳德·科斯于9月2日告别了这个他关心了一生的真实世界。与其他一流的学者一样，这位英国绅士味道十足的老人，始终对中国抱着友善的态度与热切的期望，并将他的最后研究奉献给了中国（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他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之重。

反思科斯留下的遗产，我们可以思索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可以从科斯的理论中获得启示，也许还需要我们做艰苦的探索。无疑，科斯最重要的思想是对企业性质的探索，他在《企业的本质》一文中回答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分界。

企业与市场的运作都需要交易费用，市场的交易费用在于搜寻信息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时间成本、谈判签约成本、违约成本，但企业也有交易费用：招聘广告的成本、甄别的费用、培训的费用、监督的费用与解雇的费用。因此，任何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如果市场交易费用小于企业交易费用，那么就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反之，则应由企业来生产。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交易费用不断下降的过程。

但在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现象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这些年中并没有像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逐步离场，相反，以市场竞争机制为原动力的民营企业却在步步后退。为什么交易费用较高的国企能够在中国的市场上取得优势？我们认为科斯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时，需要增加更多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其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投入和国企大规模的投资与此如影相随。政府和国企在市场采购中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门槛将民营企业的产品与服务排除在外。因此，中国庞大的投资并没有促使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反而有利于交易费用居高不下的国企进一步扩张。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情形究竟是短期的现象，还是长期的格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发展本质的动力来自何处。不论中外，企业的创新是经济核心的竞争力。而一个交易费用低的环境是创新发生的必要条件。官僚化的企业治理格局是对创新冲动与行为最大的扼杀。在国企中，创新是作为外部施加的任务安排到企业决策的过程中的，创新本身不是一个内生的企业行为。因此，在航天等不计成本的领域中，国企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取得一定的进步，但在商用飞机设计与制造行业则乏善可陈。原因在于，后者是一个需要材料、冶金、机械、设计和电子等部门合成作业的产业，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决策机制，所有需要的创新都将陷入行政扯皮之中，这种行为导致了中国商用飞机产业高昂的交易费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殊为不易。

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向着减少交易费用的方向前进。如果这样，我们就必须扭转国企越来越大的趋势，在金融、税收和政策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否则，官僚化治理结构所导致的愈来愈高的交易成本，将拖累中国的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步伐。

科斯改变世界的贡献是他的外部性理论，也就是回答我们需不需要政府参与市场经济。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市场对于某些公共服务很难收费，例如道路、污染治理与灯塔等，所以私营企业不会提供这些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此一理由导致的后果就是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的项目越来越多，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但是，科斯研究了英国灯塔的历史后，他不同意这种传统的见解，他认为只要财产权利界定清晰，竞争性的市场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政府的那只手，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市场参与方的权利界定。

思考中国的未来，三农问题最为迫切。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选择了农民自发要求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作为一种农业剩余的分配机制，在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剩余索取权的确立，对中国的农村发展影响深远。但农村改革的死结在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由于农村实施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因此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收益基本上被政府与开发商拿去了，农民的获益很少。那么，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单纯依赖政府的投入，没有可能；指望农民的农业与打工收入也很难形成足够规模的资本积累。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必须考虑一种可能性，就是至少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流转的权利。一方面，可以将土地的收益给予农民，农村的资本积累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农民才能获得资本的收益，而不仅仅是劳动的收入。

藏富于民是国家最好的选择，如果将土地使用权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不放，农村的发展很难有其内在驱动力。以前确定的是承包的权利，今后的改革则要确定土地的权利，尤其是土地流转和收益的权利。

科斯已经离去，他毕生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将激励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更为现实和合理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未来也有赖于我们对现实的深入思考。从这一角度来讲，科斯并未远去，他的灯塔仍在照耀着我们。（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