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TPP和开放资本项目

    [ 事实上，加入TPP和开放资本项目，如果能够成行的话，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开放最重要的“双引擎”
    看到这个标题，难免有不少人会跳起来，说这二者皆为“洪水猛兽”。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可能出自固执、无知、自满、阴谋论或者四者的排列组合。事实上，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开放资本项目，如果能够成行的话，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开放最重要的“双引擎”。
    这两项动议，出自最近引起热议的CF40重点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的子课题《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报告。
    为什么需要认真考虑
    去年7月，我在新加坡采访被认为是亚洲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之一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带着中国人流行的观点，我说起这个“美国人旨在困住中国而设计”的TPP，马凯硕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我认为中国应该研究TPP，如果中国也申请加入TPP，美国会感到大吃一惊。尽管目前对劳动标准和环境标准存在一些条款设置，使得中国的加入比较困难，但是你们可以协商。就像美国可以在各种贸易协议中为自己设立例外条款一样，中国也可以为自己设立例外。中国当年申请与东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也让世界吃惊了一把，这是中国非常精彩的一次地缘政治行动，而这一策略同样可以适用于现在。
    马凯硕曾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长达30余年，我当时想，这位资深外交家的谋略和视角确实非同一般。
    第二次听到中国应该尝试加入TPP的说法，则是在《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的课题发布会上。这一次，原因不止于谋略。
    至少有几方面的原因让我们不得不考虑TPP。首先，正如人们所担忧的那样，由于159个成员国达成一致可以想象的艰难，“多哈已死”（意指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不再有解）即便没有成为现实，全球性自由贸易安排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取而代之、如火如荼展开的则是双边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安排。无论是TPP、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还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新生事物。
    其次，正如这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目前，服务业大约占全球经济活动的2/3，但服务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5。这和服务业标准隐蔽复杂有关，也和服务贸易“不易移动”，通常需要通过跨国投资来实现有关。和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类似，中国的服务贸易在过去10年迅速成长，已经成为服务贸易大国（见表1）。也就是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在全球蛋糕中的份额，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而能否成为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新规则”的发起者之一，将是决定中国未来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地位的关键一步棋。
    此时，有人会说，考虑到我们的“块头”够大，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自由贸易规则，没有必要进入别人的布局。其前提是，中国已经成为自由贸易规则的引领者。一些数据也许可以说明问题。2011年美国、欧盟、韩国、墨西哥与其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7%、27%、35%和73%，而中国和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24%，如果剔除港澳台地区，就仅占11%。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已签署的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大多仍属于标准较低的协定。
    此外，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参加TPP和TTIP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认可当前国际上关于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的新标准、新规则，并身体力行参与谈判和规则制定。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们显然已经落后了。
    也许还会有人说，TPP为中国“度身定做”了“禁入”条款，导致我们无法加入。以竞争政策为例，TPP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全新要求，例如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取消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给予特惠融资的措施、取消政府采购对国有企业的倾斜——这些难道不也是国内民营企业的诉求，以及下一步市场改革的方向吗？以劳工为例，TPP主张采用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劳工的标准：允许劳工集体谈判；取消强迫或强制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不以降低劳工权利来影响贸易和投资——这些难道不是劳工的权利，也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方向吗？再如环境标准，提高标准难道不也正是备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国人所期待的吗？
    最后，还有人说，中国加入东盟主导的RCEP即可,通过RCEP可以来制衡TPP。目前看来，两者所覆盖的经济贸易规模比较接近：加入TPP谈判的包括新西兰、越南、秘鲁、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其经济规模合计占全球的40%，贸易额合计占全球约三分之一。此外，韩国、菲律宾、泰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在考虑加入TPP。而加入RCEP谈判的包括东盟10国（ASEAN），以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全球贸易额和全球GDP的份额都约在30%。不过，若TPP中增加中国，两者的力量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此外，暂且不论TPP的标准高于RCEP，看看WTO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的一段话，也许反对加入TPP谈判的人会改变主意。不久前采访拉米的时候，我问他：日本同时在RCEP和TPP里，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答曰：日本在这两个“篮子”中都有“鸡蛋”，会对两个体系的一致性提供某种保证，而如果日本仅在其中之一就不会有相同效果。日本要协调两个体系，因此肩负着很大责任。
    开放资本项目并不可怕
    说到开放资本项目，很多人会本能地摇头表示反对；但如果问他，你的资金是否应该被允许投资海外？摇头大抵会转变为点头。事实上，资本项目可兑换，不仅和一国居民在境内外的自由投资有关，也是决定该国企业投资以及贸易行为的关键因素。
    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偏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造成对外贸易和投资不够便利，“引进来”和“走出去”面临较多限制，不利于我国融入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同时，较低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也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不利于金融机构摆脱惰性，影响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下一步开放资本项目可以做哪些事呢？报告给出了短期和中期可为的安排：短期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广泛的交易和结算货币、启动QDII2（个人直接海外投资）、股票市场国际板、境外发行熊猫债等资本市场改革；中期将外债管理转向以负债率和币种匹配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允许部分非居民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市场、进一步扩大QDII和QFII主体资格和投资额度、允许境内银行和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市场、允许个人接受或发放跨境贷款以及合法资金转移等等。
    容易引起误会的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一般会被认为取消所有的宏观和微观管理。事实上，正如报告所澄清的那样，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跨境资本流动完全自由，少数还可以管理。国际经验也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金融稳定等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和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趋利避害。在资本非正常大幅流入流出的情况下，还可以临时启动已经取消的管理行为。因此，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制度安排，而非“非黑即白”的选择。
    据了解，根据有关方面测算，按照IMF的资本项目交易分类标准(七大类40项)，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为17项，基本可兑换8项，完全可兑换5项，粗略算来占全部交易项目的75%~85%。这意味着，报告所提出的2015年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其实并不遥远。
    批评的声音还可能来自“金融改革次序的忠实信徒”们。按照传统定律（也可以被翻译为doctrine），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排在金融改革开放清单的最后一项，只有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机构稳健和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方可推进。然而，一方面，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推进不易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完美次序的外部环境；同时，正是由于资本项目开放牵一发而动全身，设定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表，其实也就是框定了其他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反而可以成为利率和汇率等金融改革的助推器。
    有意思的是，本周，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访华，当我问他金融改革的次序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时，他表示，次序的确比较复杂，“我相信这些改革是可以同时推进的，并不是说要完成一项后再开始另一项，不同领域之间的金融改革其实可以互相支持”。作为“金融改革次序定律”的发源地，IMF的思路转变听来令人鼓舞。
    （作者系本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