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华城镇化红利面临多重博弈
城镇化发展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第二轮红利,然而与以往人口红利所不同的是,城镇化红利面临着多重博弈。比如贫富差距、产业风险、政策导向等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稳定。
百姓:贫富差距与二次分配中国的百姓现阶段需要承受的主要压力来自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的落差;文化水平与生产力的落差;区域环境与发展机会的落差;购房能力与生活权利的落差……如果这些不对称的生活形态长期周而复始循环,将可能导致一个民族误入一种愤怒、投机、多疑、自卑、恐惧的综合性格。这对于实现“中国梦”,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直以来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因素,因此把焦点都聚集在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上。实际上中国的城乡经济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同城贫富差距。城乡经济落差可以通过农业现代化的提高,城镇化的建设以及人口红利带来的受益等条件缩减。但是同城贫富落差面对的是同一生活成本而不同的生活支付能力,从而导致竞争与社会分配失衡,社会阶层将越拉越大,矛盾一触即发。
提出倒U行曲线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S·Kuznets认为,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贫富差距会变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贫富差距将会缩小,但是贫富差距不会自动缩小,而是要通过财政补贴和社会福利等二次分配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采取累进税制、资本所得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我们在二次分配的税赋征收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的二次分配上却存在很多问题,百姓没有深刻体会到二次分配带来的明显好处。比如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还远远没有满足百姓的心理与实际需求,相反穷人还在继续为富人的挥霍而买单,这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或政府政策执行的失误。我们看到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从国家对房地产的限购政策与对房地产的征税率来看,都是“杀富济贫”的二次分配政策,但是我们“只杀不分”,只会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比如对房产税收、土地税收为何不成立专项基金分配给购买首套房的困难家庭户呢?为何税收不区分首套房与二套房及三套房的区别呢?如果中国在累进税制政策上不明晰,二次分配又不到位,将会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恶化,以至于颠覆社会稳定,终止经济增长。
企业:产业风险与发展创新当前产业利差诱导着每一个行业跨界的梦想,从而导致一个产业危机结束,又一个新的产业危机开始。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贡献产业房地产,当前可谓备受争议。房地产是一个涵盖数十项关联产业的支柱产业,该产业如果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是有利无弊的。然而,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却进行了严厉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性打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违背自由市场的极端干预行为。其实,要给限购政策的对错下定义,可以假借计划生育政策案例来参考。从特定时代背景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计划生育是功大于过,因为它解决了急速增长的人口与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反之从人口老龄化与民主进步的角度来讲,计划生育政策是有争议的。
总之现回过头看政策,多数人还是认为正确的,因为现在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百姓也不愿意多生了,社会成本增加的同时人们价值观在发生改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一样,或许10年后中国百姓根本就不愿去谈论房事了,那时社会保障健全而无后顾之忧,房地产市场回到改善性需求与刚性需求的自然规律上来,房地产货币化概念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房地产企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投资发展过程中如果铤而走险,过于投机贪利,无疑是一条绝路。只有在资本渠道变革、产品创新、产品质量、服务体系上优化升级,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有人说德国是重工业示范基地、日本是电子科技大国、美国是超级资本市场及第一农业科技国,那么中国呢?一个没有个性标签的国家在发展初期可以借用人口红利一鸣惊人,但在下一阶段的超级大国较量中就难见分晓了。国家发展如果仅依托于单一的资源收割,是要走到头的,同样企业发展过度依赖于机会主义,也会走上绝路。企业的道路永远是属于小W型发展的,起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坚持创新,坚持质量与服务,才是永恒的。
国家:城镇化发展与政策博弈推动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利好,但如果城镇化只停留在单一的“拆旧建新”、“退农建工”的概念中,那后果将非常严重。因为实现城镇化的目的不是用工业替换农业,不是用高楼替换民房,而是一个系统的民族复兴工程。从前几年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看,似乎是功过相抵,很多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半城镇化”概念,只是从一个空间转换成另一个空间的概念。2012年公布的城镇化率52.6%实际上争议非常大,多数学者认为,实际城镇化率不足40%,如果除去“半城镇化”部分,估计40%都不到。城镇化的核心是科学、教育、医疗、民主、生活,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传统的技能又没有新的技能与资源可以利用,那么社会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断层现象。因此,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缺一不可。
我们不能否认房地产业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约有60个产业的兴衰与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若将这些产业计算在内,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速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将更为明显。2012年地方房地产税收总收入为10128亿元,比2011年上升了23.2%,是2001年的20倍。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69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1%。如果加上房地产业的综合税收,几乎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一半的来源。分析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大部分资金是来自于房地产业的贡献,政府与金融机构是房地产利益链中最大的赢家。因此,房地产看似一个产业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处于“亚健康”时期的综合症。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以“堵”为策,而是要以“疏”为主。国家层面要平衡城镇化发展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就必须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要素共同推进。中国梦即百姓梦,中国梦即企业梦;做梦之人既是解梦之人,更是圆梦之人,改革与执行改革是当前中国不可退缩的道路。
百姓:贫富差距与二次分配中国的百姓现阶段需要承受的主要压力来自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的落差;文化水平与生产力的落差;区域环境与发展机会的落差;购房能力与生活权利的落差……如果这些不对称的生活形态长期周而复始循环,将可能导致一个民族误入一种愤怒、投机、多疑、自卑、恐惧的综合性格。这对于实现“中国梦”,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直以来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因素,因此把焦点都聚集在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上。实际上中国的城乡经济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同城贫富差距。城乡经济落差可以通过农业现代化的提高,城镇化的建设以及人口红利带来的受益等条件缩减。但是同城贫富落差面对的是同一生活成本而不同的生活支付能力,从而导致竞争与社会分配失衡,社会阶层将越拉越大,矛盾一触即发。
提出倒U行曲线理论的著名经济学家S·Kuznets认为,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贫富差距会变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贫富差距将会缩小,但是贫富差距不会自动缩小,而是要通过财政补贴和社会福利等二次分配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采取累进税制、资本所得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我们在二次分配的税赋征收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的二次分配上却存在很多问题,百姓没有深刻体会到二次分配带来的明显好处。比如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还远远没有满足百姓的心理与实际需求,相反穷人还在继续为富人的挥霍而买单,这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或政府政策执行的失误。我们看到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从国家对房地产的限购政策与对房地产的征税率来看,都是“杀富济贫”的二次分配政策,但是我们“只杀不分”,只会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比如对房产税收、土地税收为何不成立专项基金分配给购买首套房的困难家庭户呢?为何税收不区分首套房与二套房及三套房的区别呢?如果中国在累进税制政策上不明晰,二次分配又不到位,将会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恶化,以至于颠覆社会稳定,终止经济增长。
企业:产业风险与发展创新当前产业利差诱导着每一个行业跨界的梦想,从而导致一个产业危机结束,又一个新的产业危机开始。作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贡献产业房地产,当前可谓备受争议。房地产是一个涵盖数十项关联产业的支柱产业,该产业如果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是有利无弊的。然而,近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却进行了严厉的调控,房地产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性打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违背自由市场的极端干预行为。其实,要给限购政策的对错下定义,可以假借计划生育政策案例来参考。从特定时代背景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计划生育是功大于过,因为它解决了急速增长的人口与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反之从人口老龄化与民主进步的角度来讲,计划生育政策是有争议的。
总之现回过头看政策,多数人还是认为正确的,因为现在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百姓也不愿意多生了,社会成本增加的同时人们价值观在发生改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一样,或许10年后中国百姓根本就不愿去谈论房事了,那时社会保障健全而无后顾之忧,房地产市场回到改善性需求与刚性需求的自然规律上来,房地产货币化概念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房地产企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投资发展过程中如果铤而走险,过于投机贪利,无疑是一条绝路。只有在资本渠道变革、产品创新、产品质量、服务体系上优化升级,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有人说德国是重工业示范基地、日本是电子科技大国、美国是超级资本市场及第一农业科技国,那么中国呢?一个没有个性标签的国家在发展初期可以借用人口红利一鸣惊人,但在下一阶段的超级大国较量中就难见分晓了。国家发展如果仅依托于单一的资源收割,是要走到头的,同样企业发展过度依赖于机会主义,也会走上绝路。企业的道路永远是属于小W型发展的,起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坚持创新,坚持质量与服务,才是永恒的。
国家:城镇化发展与政策博弈推动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利好,但如果城镇化只停留在单一的“拆旧建新”、“退农建工”的概念中,那后果将非常严重。因为实现城镇化的目的不是用工业替换农业,不是用高楼替换民房,而是一个系统的民族复兴工程。从前几年的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看,似乎是功过相抵,很多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半城镇化”概念,只是从一个空间转换成另一个空间的概念。2012年公布的城镇化率52.6%实际上争议非常大,多数学者认为,实际城镇化率不足40%,如果除去“半城镇化”部分,估计40%都不到。城镇化的核心是科学、教育、医疗、民主、生活,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传统的技能又没有新的技能与资源可以利用,那么社会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断层现象。因此,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缺一不可。
我们不能否认房地产业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约有60个产业的兴衰与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若将这些产业计算在内,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速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将更为明显。2012年地方房地产税收总收入为10128亿元,比2011年上升了23.2%,是2001年的20倍。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为2.69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1%。如果加上房地产业的综合税收,几乎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一半的来源。分析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大部分资金是来自于房地产业的贡献,政府与金融机构是房地产利益链中最大的赢家。因此,房地产看似一个产业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处于“亚健康”时期的综合症。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以“堵”为策,而是要以“疏”为主。国家层面要平衡城镇化发展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就必须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要素共同推进。中国梦即百姓梦,中国梦即企业梦;做梦之人既是解梦之人,更是圆梦之人,改革与执行改革是当前中国不可退缩的道路。
原标题:浙江昆仑控股商业投资集团总裁郑荣华: 城镇化红利面临多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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