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专访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

杨燕青 严婷

　　对于意大利央行行长维斯科(Ignazio Visco)而言，中央银行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对于危机以来纷纷以不同形式“摸着石头过河”、探索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全球主要央行而言，这不失为一句箴言。因为在宽松的时候有多义无反顾，未来退出宽松政策的时候就可能有多艰难。

　　在冬季达沃斯期间，维斯科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尽管他相信全球央行有充足的工具在未来收回流动性，但他也强调，问题恰恰在于能否找到“好的时机”。同时，危机后的央行职责也已被拓宽到了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层面。维斯科认为，央行在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之间寻求协同效应很重要，而金融稳定并不是央行的独家领域，需要与政府合作。

　　对于欧元区的未来，维斯科说，欧元区迟早要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而他认为最理想的银行业纾困应该是“自救”（bail in）加上存款保险制度。

　　今年64岁的维斯科曾任OECD的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10月，受总统任命，他接棒德拉吉（Mario Draghi）成为意大利央行的掌门人。

　　单靠货币政策不能解决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日益加大，你是否担忧央行独立性受损以及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可能性？

　　维斯科：我并不认为央行独立性受到了侵蚀。当然，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被赋予了比正常时期更大的责任。由于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并不是独立的，这对央行的要求就很高。但央行是不能受政治指导的，否则就无法解决问题。如果问题出在实体经济，单靠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

　　“货币战争”也不能解决问题。汇率出现大幅度变动，可能是竞争力需要调整的结果，或者更重要的是，贸易需要调整的结果，例如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就像中国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需要的是调整生产力和竞争力。

　　日报：美联储和日本央行都推出了开放式的量化宽松计划，但欧洲央行并没有。这是否会让欧洲央行处于劣势？

　　维斯科：如果你看一下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3倍，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增加了3倍左右，所以欧元区也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政策并不相同，但差别并没有那么大。由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需求，欧元区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但在政策框架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日报：你是否担忧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会在中期内招致通胀风险？

　　维斯科：我担忧的是，这些政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增加潜在风险。因为每次增加流动性的时候，都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且有能力处理潜在风险。在中期内，我们必须避免计划之外的后果，这意味着我们要时刻确保在个别市场上不出现资产泡沫，在必要时候通过宏观审慎政策进行干预。与此同时，在经济状况好转的时候，也要逐渐收回流动性。当然，欧洲央行拥有所有工具来收回流动性。

　　日报：不仅欧洲央行，包括美联储、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你相信他们有能力、有工具、会在正确的时机来收回流动性吗？

　　维斯科：是的，我们当然有信心能够这么做，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把握“好的时机”。要确认时机是否恰当并不容易，要理解经济产出增长究竟是由于需求增加还是结构性变化也不容易。这就需要中央银行的艺术了，央行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日报：危机完全过后，央行是会回到危机前的常态，还是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央行独立性是否会越来越低？

　　维斯科：如果你看一下央行的历史，就会发现出现过很多变革。如果央行丧失了独立性，对整个社会而言将是非常糟糕的。央行必须要有可信度，这是最根本的，因此我们要透明，解释我们的行动。货币政策很重要，但货币政策并不是解决实体经济问题的真正方法。如果经济存在竞争力问题，就不能用货币方法来解决。

　　日报：当我们说央行独立性的时候，是仅仅指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还是包括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政策？

　　维斯科：我的观点是，央行的职责不只是货币政策，央行有着更广泛的责任。有人说，要当心央行监管职责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的确，这其中确实存在一些权衡，但在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之间寻求协同效应是很重要的，因为金融稳定可能会危害到物价稳定。

　　日报：在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政策方面，央行也应该有完全独立性，还是应该和政府更多合作？

　　维斯科：金融稳定并不是央行的独家领域，央行在金融稳定上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全局式的，但不应被孤立起来。尤其是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纳税人的资金，因此必须要和政府合作。

　　日报：从央行范式来看，你感觉德国央行与意大利央行之间是否存在细微的区别？

　　维斯科：当然。我和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经常交流，也非常尊重对方。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欧洲央行是一回事，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央行是另一回事。在欧洲央行内部，我们各抒己见，非常清楚欧洲央行的使命，也清楚各国央行的使命有何不同。我和魏德曼都是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我还有监管的职责，还要负责处理支付系统等。因此各国央行的职责更宽泛。央行非常复杂，魏德曼多次指出，如果央行既要制定货币政策，同时又要负责监管，就可能出现矛盾。我的观点是，当然你要知道两件事情的起点和终点，但两者界限有时又是模糊的，必须要聪明地看清情况。同时，作为监管者获得的信息，对于正确地制定货币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自救”加存款保险制度

　　日报：欧元区正计划逐步迈向银行业联盟，未来还计划进一步迈向财政联盟。在你看来，欧元区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

　　维斯科：首先，仅有货币联盟、没有其他形式的联盟是不可行的。最近几个月的政策成效正是由于我们加强了欧元区层面上的治理，尤其在财政纪律上，同时在银行业联盟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对银行业联盟而言，我们需要实现欧洲层面和各国层面的银行破产清算机制，同时还需在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层面上做得更好。最终，毫无疑问，我们也需要在政治层面上取得进展，但这可能有多种形式，目前我们还在探索之中。欧元区各国在传统、语言、历史和宗教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最终，各国之间的共同性会让区域联盟变得更加重要，我们需要在不同方面取得进展，例如军事防御、法律制定、移民政策等。

　　日报：谈到银行业联盟，你认为欧元区是否需要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

　　维斯科：我们迟早需要建立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但这同样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例如完全保险，或者干预式保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重要的是能够有一种覆盖所有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不是从政府角度出发的制度，而是从行业角度出发的。一家银行出现危机并不等于银行业危机，当危机成为系统性危机时，就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委员会。

　　日报：你更偏好什么形式的银行业救助？

　　维斯科：欧洲对银行业“自救”有着大量讨论，“自救”就意味着在危机时一家银行的部分资产负债表必须首先交出。我们是无法对一切进行保险的，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自救”加上存款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