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营经济发展鼓与呼——访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

　
　　从人民日报到全国工商联

　　中国经济时报：1969年大学毕业后，您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副总编等职务。到了1996年，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可以说工作变动是十分巨大的。当时您在全国工商联的分工是什么?工商联工作和新闻工作有着怎样的差别?在“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还属于敏感词汇的时期，您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限制和障碍?

　　保育钧：1996年，在人民日报工作了30个年头的我，突然被交流到全国工商联，工作变动的跨度之大，实在难以适应，唯有老老实实学习。但是，学习什么、如何入手、怎样学习?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正在为难之际，一位好心的同志告诫我：工商联是块“是非之地”，左边一道坎，右边一道坑，稍不小心，就会掉进坑或被坎绊倒。意思是说，工商联处于姓“资”和姓“社”的是非中心，提醒我这个爱发议论的人说话要小心，不要惹是生非，再授人以柄。

　　我一听，不由得暗暗叫苦。过去以为人民日报社是块“是非之地”，没想到跳出了一块“是非之地”，又跳进了另一块“是非之地”，只能自叹命苦。

　　以后怎么办呢?另一位热心的朋友直接点拨我，来到工商联，在两个问题上要小心、要超脱：一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要超脱，既不说好也不说坏，既不说姓“社”也不说姓“资”;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主)要超脱，既不能冷也不能热，既不能亲也不能疏，既不能远也不能近。总之能模糊就尽可能模糊，千万不能太较真。

　　我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好意，我感谢他们的劝告，但又觉得如果真的照他们的劝告去做，那就太消极了。在人民日报社长期养成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和工作习惯促使我下定决心，用笨功夫，从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入手，力求从政策、理论上搞明白非公有制经济的来龙去脉。就这样，在工商联的第一年，我利用业余时间(主要是夜晚休息时间)，系统搜集、翻阅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

　　通过学习和研究，我愈益感到1956年消灭了私有经济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私有经济，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经济规律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路。中国共产党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才有了个体、私营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可见，顺应、坚持经济规律就是“是”;反之则是“非”。这么一研究，我心里有了“底”，觉得是非之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讲是非，搬弄是非，甚至颠倒是非。作为这一年论是非的成果，《新时期私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便是在整理和研究党的文件过程中写成的。

　　党对中国道路认识到什么程度，民营企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经提出，民营企业的命运是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对中国道路认识到什么程度，民营企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么，党的理论突破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怎样具体的联系?

　　保育钧：如果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用坐标曲线来描述的话，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曲线同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深化过程是重叠在一起的。这足以说明，非公有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而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必须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

　　只要回顾中共十二大(1982年)到十八大(2012年)这段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每次党代会的题目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次党代会之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就迈一大步：

　　1982年，中共十二大，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并载入“八二宪法”。那一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261万家。此前，个体户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1988年修宪，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一年，全国出现了9万多户私营企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全党思想，这一年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年年底，私营企业发展到13.9万户。

　　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经济由体制外的“补充”，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各类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视同仁，平等竞争”。这一年年底，私营企业发展到97万户。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的方针，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相结合的分配原则;承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成员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并保障人权;允许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等等。这一年，私营企业发展到243万户。十六大的党代表中有七名是党员私营企业家。

　　2007年，中共十七大，强调对私营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平等竞争”、“同等保护”的方针。这一年，私营企业发展到603万户。在十七大的党代表中，私营企业家代表有了17人。

　　2012年，中共十八大，对民营经济提出了三个平等，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竞争，同等保护;还首次提出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民主法治原则。在十八大2270名党员代表中，民营企业党代表占了34名。201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到1085万户，注册资金超过31万亿元，投资者达到2200万人;个体工商户超过4000万，从业人员超过8000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超过75%。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进展到什么程度，中国的民营经济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民营经济的昨天很惨，今天很难，明天很重

　　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被打压到逐渐被承认，经历了很曲折的路程。请您回溯一下这个历程。另外，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如何?您又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未来?您对民营企业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有何建设性意见?

　　保育钧：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谈民营经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曾用这样的几句话来概括过它：民营经济的昨天很惨，今天很难，明天很重。

　　昨天是很惨的。这个昨天从哪儿开始呢?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段确实很惨。

　　民营经济的今天，是从1978年到现在。这个阶段很艰难，很曲折，但是发展很快。民营经济不是号召出来的，中央的文件从来没有号召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实际上是逼出来的。为什么说是形势逼出来的，我从当前民营经济存在的五种形式分开讲：第一，个体经济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找工作，找不着给逼出来的;第二，中外合资企业是借外债借出来的;第三，经济特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深圳的青年逃港逼出来的;第四，民营科技企业，是1984年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相继又做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基于实践进而又触动科技体制深入改革形成的;第五，私营企业相对来说更复杂，它经历了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补充”到“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过程。

　　至于民营经济的明天，我认为，前途光明，任务繁重。首先，要开放投资领域，激活民间资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投资还主要得靠民间。经济能否稳中求进，最终要看能不能把民间资本调动起来，所以中央特别提出了向民间资本开放的七大领域，即铁路、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其次，应理顺五大关系，即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经济和社会、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深化六个方面的改革，即财税制度、所有制、价格、收入分配制度、事业单位分类以及政府自身改革。

　　细说新旧“36条”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2月，国务院推出了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政策。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新36条”。这二者之间有哪些差异?新36条有无政策上的新突破?两个36条的落实情况似乎并不乐观，阻碍何在?如何才能打破这些阻碍，使其落到实处呢?

　　保育钧：“老36条”的内容涉及“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合法权益”、“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监管”、“加强政策协调”七大问题;而“新36条”则主要围绕“老36条”中的第一个问题，即“市场准入”展开。放宽准入领域讲得很具体，涉及六大领域和一个参与(参与国企改革)，而且对进入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也作了原则规定。

　　“新36条”在放宽民间投资领域的同时，还在推动民企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方面，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在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提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政策，提出了创造良好环境的要求。文件还特别要求创新和灵活运用金融工具，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要求有关监管部门不断完善民间投资的融资担保制度，健全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支持民企通过股票、债券市场融资。

　　除了上述具体的鼓励内容之外，新36条还有以下的发展：

　　一是与2005年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比，新36条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较少用“非公经济”这样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正宗的歧视性概念，多用“民营经济”这个独立的正面概念;二是增强了发展民营经济的迫切性;三是金融领域的铁门终于开了一个门缝。以前只允许民间资本参股金融机构，现在允许有条件的“兴办”金融机构，如兴办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等;四是强调了对各类经济成分应一视同仁的原则，划清了两个边界(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的边界)。

　　文件虽好，但贯彻落实确实不易，也遇到了很多阻碍，我认为首先是因为文件本身没有新突破。第一，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行政垄断，只是一般地提出国有资产要把投资重点放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二，没有讲清楚谁来监督落实。

　　关键是给国企和民企定好位、定准位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经济危机，民营经济受到很大冲击。当时国家出台四万亿元投资政策，然而资金的配置却在国企和民企间出现了不平等现象，于是人们开始有了“国进民退”的说法。“国进民退”是否存在?“国进民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改变这种现象?

　　保育钧：国进民退这个问题很敏感。这些年每次宏观调控，民营企业都感觉是国进了，民退了。为什么?问题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但是宏观调控一来，就是权力配置资源。国际经济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政府投资投向国企，相对而言，民营企业没份，有一种失落感。

　　落实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过程中，提高产业集中度、兼并、重组的情况下，不依法办事，不尊重民营企业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兼并重组、资源整合是常态，这应该是企业之间平等协商的事情，但有些省搞煤矿整合，却变成了政府强制企业。政府把民营企业找过去，不卖给我，就走人。民营企业很有意见，这不就是国进民退嘛。

　　争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些，没有意义。实质是什么?两句话：国企、国资究竟是干什么的?怎样定位?私企、民企究竟是什么?也给它定性、定位。

　　首先，对国企定位。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资产调整做了决定，国有企业主要是在三个行业，两类企业。三个行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公众服务行业。两类企业是：支柱产业中的重要企业、高新技术领域的重要企业。

　　什么叫做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恐怕说不清楚。哪一个行业都可以上纲上线跟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农民种地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可那是千家万户自己种的，不是国有的。

　　2005年、2006年，国资委的文件把自然垄断行业改成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当前央企炒地皮、争地王，这算是哪类行业?是国家安全行业还是支柱产业?国企该进的领域没有进，如公路基础设施、社保、卫生服务;该退没有退，而是与民争利。的确如此。

　　我认为，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除了国有企业，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就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也需要竞争，但是不能与民争利。

　　国有企业还应该列入各级预算，央企列入中央预算，地方国企列入地方预算，向人大报告。否则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利益集团。

　　其次，给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定位。十五大以来对非公经济的政策基本放宽松了。老板也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者，成了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十六大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十七大重申了平等竞争和平等保护。

　　我认为，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组织，民营企业的实质就是人民经济，与国有经济一道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反而限制民营经济发展道路的呢?

　　对民营企业“放宽市场准入”，我觉得不准确，应该修改。放宽市场准入比过去收紧是一大进步，但仍然是权力配置资源的思路。谁放宽?自然是政府放宽。谁有权谁就放宽，今天放宽明天收紧，反正是权力说了算。

　　应当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哪些领域、哪些行业是禁止资本进入的。除了禁止的，其他都是可以进入的。

　　各个行业都有进入的门槛，门槛是多高，由谁来设，也要坚持民主与法制的市场经济原则，不能光听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政府有关部门要开门立规矩，听取行业协会的意见，不能闭门造车。总而言之，民营企业应该有发言权。

　　民企自身存在的五大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靠自身。那么，中国民营企业自身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

　　保育钧：就民营企业自身来说，现在有以下五大障碍：

　　第一，体制制度问题。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产权明晰、动力强劲。这是它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的背面就是产权封闭，势单力薄。

　　第二，管理瓶颈。中国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70%以上，其管理往往是家族式管理。家族企业不能否定，但是不能搞家族式管理。董事长老公，总经理老婆，儿子当会计，或者是去搞采购、营销。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呢?即使吸引过来，你对人家不相信，也不会发展好。所以，民营企业管理要向现代企业管理过渡，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技术创新。民营企业尽管创新产品多，但有相当一些企业基本上都是给人家打工，给人家搞OEM(代工生产)，真正自己搞研发的很少，所以没有定价权。这个问题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你的制度没有改、管理没有改，创新不足的问题也不会改。

　　第四，经营创新。中国的民营企业当中，做制造业的不错，单纯做销售的也不错;但是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链条，没有自己可靠的、有特点的渠道供应、渠道商。

　　第五，风险防范的创新。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平常都很好，一个危机一来就打蒙了。所以，要有公关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

　　民间商会知何处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民间商会现在大致有多少?运作如何?这些商会对于民营企业发展有哪些作用和贡献?商会在维护企业权益和自律过程中是否遇到一些问题和阻碍?怎样解决?应该如何促进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商会)的进一步发展?

　　保育钧：截至2012年4月，全国工商联已有11个行业商会。其中最早的是美容化妆品商会，之后成立了水产品商会、烘焙业商会、珠宝商会、房地产商会、汽车摩托配件商会、五金商会、古玩商会、纺织商会等等。各省、自治区、市工商联也组织了同业公会和行业商会，全国共有3000多个。最多的是江苏省和浙江省，江苏省有300多个，准备四年之内要发展到1000多个。浙江民间商会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温州是最有名的。

　　在这3000多个同业公会和商会当中，真正有法人资格的是极少数，不到10%。民政部规定，任何一级工商联都不能组建有法人资格的行业商会，因为工商联不具备主管单位的资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会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与政府谈税收，并协助完成政府的财税收入;二是与工会谈劳资关系，协调与工会组织的关系;三是发展与国外的交往，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服务;四是在行业内部进行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就中国商会目前的状况看，距上述目标还很远。中国的商会和协会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协会属于政府系统，商会属于党的系统。因此，工商联、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属于两个不同系统。

　　中国的商会已经发展起来了，但至今没有商会法，实在说不过去。目前应该加快立法。

　　根本的一条是重新给工商联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联究竟是政治性的人民团体还是民间商会?这两个功能不应该交叉重复。如果是政治性的人民团体，就应该由头面人物组成，其成员是代表人士，其职能是参政议政。如果是民间商会，那就应由各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组成，其成员应是所有民营企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