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村调查上

　　图卷式的城镇化中国梦正在展开，圈进广袤土地上一个个小城。新城镇样本不断涌现的同时，大城市的改造之路仍漫长。在全国各地的不少大都市里，高楼大厦背后，仍旧隐藏着成片破败的平房区域，统称为“城中村”。
　　北京是全国最早开始城镇化的城市之一，有史可查，北京1994年试点首批城乡结合部绿化隔离带改造，市政府从2010年起加大力度推行城乡一体化改造，计划到2015年基本改造五环内的城中村。
　　然而，数据显示，北京以每年至少50万的规模在新增外来人口，持续位居全国第一的服务业规模对人力需求不断上升，新增土地的速度远不及人口膨胀速度。外来人口整体的低收入对城中村构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又进而推动城中村“开发”与生长。本报记者走访了西二环笑祖塔院村、海淀区大有庄、四季青桥、丰台区马家堡、小红门等多处城中村，了解到外来人口聚居地人口倒挂现象严重、私搭乱建无序发展、环境恶劣以及铲而又生等问题依然存在，亟待改造。除此之外，外来人口的制度保障是城乡一体化更关键的一环。

　　⊙见习记者 姜隅琼 ○编辑 梁伟

　　倒挂严重
　　流动人口占大多数
　　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069万多人，其中户籍人口约1300万人，与流动人口的比例不到2：1。而在“城中村”，这一比例少则1：5，多则1：8，甚至1：10
　　记者调查中发现，北京城中村主要有老城区内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两种。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菁菁的话来说，分别是“市民与外来务工人员混居”和“村民与外来务工人员混居”的状态。房子以上世纪90年代翻新自建的砖瓦房为主，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入住。而当地居民外迁，形成了区域人口倒挂现象严重的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069万多人，其中户籍人口约1300万人，与流动人口的比例不到2：1。而在“城中村”内，这一比例少则1：5，多则1：8甚至1：10，严重倒挂。被拆除之前，北京远近闻名的马家堡城中村在最高时住了万余人，而当地住户仅2400多人。旁边的洋桥村规模相对小很多，据当地村民介绍，村里只有百来户人口，然而每家盖的2至3层出租房，有8至15间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自家只住1至2间。
　　如果说旧城区内还住着一部分当地人，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则是硬生生从地图上冒出一个“村”，全部住着外来打工者。所谓的村也不过是几幢灰墙白瓦的三层楼房。海淀区西北五环沿清河而建的出租公寓在地图上显示是一片绿化带，走近了看，则有一条条坑坑洼洼的水泥小路通往各幢出租楼。推开院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又长又狭窄的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两边各有12个房间，户与户之间只有拳头大小的距离。附近的租户告诉记者，周边几排房子都是这种格局，一幢楼内有60多间房不足为奇，每间住1至2人。
　　弊端暴露
　　设施少公共环境差
　　城中村的存在让城市过快发展、过度发展的弊端暴露无遗。过多的人口加上本就脆弱的地区基础设施上，环境脏乱差等弊病几乎成了城中村共有的弊病
　　北京，承载着美丽中国的梦想。残留的巍峨古典建筑、宏伟瑰丽的现代楼宇，以及风格多变的各色艺术馆、体育馆，点缀在城市之间，在流光溢彩中为古都增色良多。然而，在繁华中也有不和谐的，城中村的存在让城市过快发展、过度发展的弊端暴露无遗。过多的人口加诸本就脆弱的地区基础设施上，环境脏乱差，垃圾满地、污水乱流，治安混乱、公厕不足等弊病几乎成了城中村共有的弊病。
　　以西二环外的笑祖塔院城中村为例，这个城中村几乎占据了城市最黄金的地段，聚居了近千户外来务工人员，一条臭水沟、铁丝网和一人多高的水泥围墙就把这个区域和繁华大街相隔开来。围墙内一片是堆满瓦砾的半拆迁现场，另一片是盖得密密麻麻的农民自建房，主干街道最宽处仅能通过两辆车，道路两侧歪歪扭扭放着自行车或三轮车。村里的墙上随处可见“防火防盗防诈骗谨防煤气中毒”、“社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标语，提醒着人们公共安全的脆弱。
　　又如北五环外的哨子营，作为中关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大本营，村里成片紧挨着翻盖的三层平房。村口的电线杆上缠着一圈圈电线，胡乱结在一起，低到得弯腰躲过去。电线杆、墙上贴满了单间出租的小广告；风一吹过，村里的公厕发出阵阵恶臭。平房冬天没有暖气，以烧煤取暖，窗户上方有铁皮做的白色通风管伸出来供通风。门窗上都安了铁丝防盗网，部分人家还养了大狼狗。巷子里没有路灯，夜幕落下，只有住户和沿街店面的灯箱中透出的微弱光亮。
　　在朝阳区南四环小红门地铁站一出来，正对着一片废墟广场，各种买卖聚集于此。汽车在路边发传单的促销员和集市人群之间缓慢穿行，不时发出尖锐的喇叭声，混杂着人群的吆喝声。小红门村周边没有医院，看病只有社区门诊或药店买药。村里基本没有娱乐设施，只有网吧和一户人家院门口的台球桌。而离小红门地铁仅一站路的旧宫，已基本完成了旧城改造，一大批新楼盘和学校等配套设施已经建成。
　　利益驱动 违建严重无序开发
　　一房东租了三块地皮，将原来的平房翻盖成两至三层的水泥房。以每间房租金1000至1200元计，一幢楼48间一年租金近60万
　　尽管条件恶劣，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的第一站往往是城中村。城市过高的房价和综合生活成本，使得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找一片价格洼地。作为在城市中生活的过渡，城中村同时也保障了低廉的服务业劳动力供应。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北京城中村房租根据地段、条件不同每月在500至1500元，比周边的楼房租金便宜1至2千元。而这些房子通常没有暖气，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墙壁泛黑，屋内透不进光，长年需要开灯，只有木板床和破柜子等最基本的陈设。提起楼房，他们的反应往往是“那谁能租得起，电梯都要收费”。
　　也正是因为巨大的需求和利益驱动，才衍生了房东和外来开发者的疯狂开发。
　　张鑫在中关村一家民营企业上班，目前租住在清河沿农民公寓。从他的口中，记者得知其房东就是开发者中的一员。他介绍说，房东五、六年前从大有庄村委会手里租下清河沿附近这块地，每年交一定租金。和另外两个合伙人在颐和园和清华附近租了三块地皮，将原来的平房翻盖成两至三层的水泥房，租给外地打工者。对于房东的收入，张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每间房租金1000至1200元计，一幢楼48间一年租金可收近60万。而这些房子，出租时没有合同，房东只在租客交租时给一张房租收条。“合同对房东来说太麻烦了。”张鑫说。
　　事实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两三层楼都是违章建筑，在拆迁规定中不纳入补偿标准。四季青镇西坪庄村民李涛告诉记者，“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很难阻止。村大队干部今天来检查，我就停工。他走了我还继续盖，他不可能天天盯着。” 他介绍，西坪庄以及附近的黑塔村有近八成村民依靠“瓦片经济”为重要经济来源。
　　北京市政府在奥运前夕开始重点整治城中村，2005年整治了69个，2006年至2010年间，对171个城中村进行了综合整治，铲除了一批像马家堡三期、小月河、唐家岭、四季青镇等外来人口十分密集、影响较差的重难点村。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村民在城中村拆迁后的去向往往是附近的另一个村。张鑫也告诉记者，他所住的党校地区马上面临拆迁，房东可能会到五环外重新找地再建房，“毕竟市场有这个需求”。
　　民生热点 户籍障碍有望破冰
　　目前，广东省已经率先不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会期间，公安部透露正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使长期在城市工作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保的流动人口有序落户
　　比居住环境更难改变的是户籍障碍。目前我国仍执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附着于此的属地福利政策，使得城市居民与同样居住在城市的外来人口在社保、养老等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除了不体面的生存环境，聚居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往往受到户籍制度等限制，社会环境也游离在城市主流之外。
　　在大有庄坡上村经营桶装水买卖的吴阿姨，和丈夫、两个小孩一家四口蜗居在20多平方米的门面里。据吴阿姨介绍，八岁的小儿子在中关村一附小读二年级，女儿已经五年级了。她留在北京主要是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吴阿姨担忧的是未来如果北京没有放开异地高考，孩子就只能回老家上高中。在她看来，“北京天天讲素质教育，老家抓得紧，在大城市读书的小孩回去肯定不适应。”
　　采访中记者得知，吴一家人的医保和养老保险都由弟弟在老家代缴。生病到附近的309医院看，开药之前，医生都会问有没有医保，听说没有医保，便会开便宜一点的药。
　　对于涉及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租在西冉村的金融白领孟尘看得很开，“交社保也只是给北京人增加福利罢了，我又带不走，所以我要求单位给我上最低社保就可以了。”
　　当记者来到位于笑祖塔院村所属的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状况时，工作人员面有难色。他解释：“户籍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真正让人家有归属感的办法是解决居民的切实问题。街道是政策的执行部门，并不是制定部门。政府没有具体的措施，底下没法做，基层只负责落实。”他坦言，社区处于政府政策和居民夹板之间，压力也很大。
　　可喜的是，制度障碍正在破冰。目前，广东省已经率先落实了不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一实行居民户口的户籍制度改革。据报道，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并配套以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人口政策等制度改革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有望上半年出台。另外，两会期间，公安部透露正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使长期在城市工作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落户。
　　城市管控 人口分流势在必行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可以说明北京市的人口数量已超过城市综合承载力，但城市交通拥堵、雾霾频发等社会问题，已经敲响了城市管控和人口分流的警钟
　　有采访对象曾感叹，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不属于我”。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数达2018万人，外来人口达742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近两倍。单菁菁认为，目前北京集中了全国太多资源，导致这里会有更多就业机会、发展途径和赚钱的可能性，必然会吸引大量人口，使得城市急剧膨胀。
　　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说明北京市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城市综合承载力，但城市交通拥堵、雾霾频发等社会问题已经敲响了城市管控和人口分流的警钟。
　　事实上，近年来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广州、长三角、京津和中部城市先后崛起。随着沿海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制造业向中部地区转移，必然会吸引一大批人口。北京也在把外来人口向通州等卫星城分流，根据《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城乡市容环境建设规划》，北京计划于2015年前基本消灭五环内的“城中村”。另外去年3月，北京市“十二五”用地计划规定北京市三环内原则上不再新增供应住宅用地，四环内原则上不再新增经适房项目用地。
　　单菁菁认为，“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发展比较平衡，产业布局也会趋于合理化。”她建议，政府在引进产业时应根据本省的情况对相应企业制定倾斜政策，如人口大省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政策优惠。另外，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政策制度设计应有相应调整来引导产业布局。
　　伴随着产业转移，就近城镇化，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主流方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接受央视采访时谈到，就地城镇化比异地城镇化幸福感更强，同时能避免“候鸟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代价。
　　从政策到民间，似乎都在践行这一思路。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外来人口对未来的蓝图模糊，但是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美好的信念，就是“攒够了钱，回老家或离家近的城市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