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还有多远?
城市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户籍却在农村,他们在农村拔根,却在城市里难以扎根,这个现象被学者称为“半城镇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半城镇化”现象愈加明显。相关专家提出,只有实现了“人的城镇化”,才可以彻底实现“城镇化”。那么,“人的城镇化”还有多远?
在农村行走,随处可见被砖砌住门窗的房屋,街头上越来越难见到青壮年和儿童,最年轻的常住村民也接近半百。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变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快速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发现,面朝黄土背朝天仅依靠种地得来的收入已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谋生。
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并在2011年攀升到51.3%,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
与农村相比,城市里确实拥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就业机会,且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极为明显。然而,是否所有进入城市的人都能享用这些资源呢?
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虽然进城的人口越来越多,但能代表市民身份的非农户籍人口在总人口的比率却没有那么高的上升幅度。”也就是说在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半城镇化”的,他们是1.59亿的农民工。这意味着,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却不能完全享受与户籍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了部分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村民,他们的生存现状的确不容乐观。由于收入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他们从每月650元的两居室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单间,有的小院甚至容纳了不下10户人家,居住条件甚不理想。然而,连这些廉价的租房也在随着城市改造被逐渐拆掉,以后能否租到这样便宜的房子成为他们担心的问题。虽然也有条件较好的,竭尽全家所有贷款买一套小户型住房,高额的房贷却从此成为压在肩上的重担。
河北经贸大学特聘教授李炳亮表示,过高的房价已成为一道无形的城墙,严重制约了当前城镇化的进程。原本作为居住的房屋,却越来越多的成为房地产商和投资者炒作的对象。从买不起房到租不起房,产生了越来越多蜗居状态下的百姓,“蜗居”、“蚁族”等新生词汇迅速被人熟知。
然而住房问题还仅仅是阻碍他们扎根城市的一个方面,无法落户带来的却是教育、卫生、养老、福利、保险等生活各个领域的障碍。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这一群体处于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之间,而一些优惠政策对他们来说也是“两头靠不上”。
由于这一群体从户籍上来说是农民,但从职业分工上是城市里的工人,尤其是一些跨省打工的人群,他们的医疗费用不能纳入到报销范围。因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有不少这样的人群选择不参加新农合。同样,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继续升学,也遇到重重障碍。老家的高中升学率低,上学的经济成本又高,投入产出不对等。而与其上中专、技校,还不如直接到社会上打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数这样的子女很早投入到社会上打工,收入偏低,形成恶性循环。
李炳亮说,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更应该注重这些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宜居、宜业、宜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满足的三个基础条件。当他们长期处于“居、业、心”无法得到满足的状态下,很容易对城市产生一种疏离感和责任缺失心态。如果处理不好,带来的将是社会稳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问题。
记者在采访时,也听到了不少农民工的呼声和心愿,他们希望国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对非户籍人口渐进式增加社会服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推动农民工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努力实现城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刚刚公布的2013年《投资蓝皮书》中显示,未来20年是中国城乡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人,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
在农村行走,随处可见被砖砌住门窗的房屋,街头上越来越难见到青壮年和儿童,最年轻的常住村民也接近半百。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变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快速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发现,面朝黄土背朝天仅依靠种地得来的收入已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谋生。
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并在2011年攀升到51.3%,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
与农村相比,城市里确实拥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就业机会,且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极为明显。然而,是否所有进入城市的人都能享用这些资源呢?
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虽然进城的人口越来越多,但能代表市民身份的非农户籍人口在总人口的比率却没有那么高的上升幅度。”也就是说在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半城镇化”的,他们是1.59亿的农民工。这意味着,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却不能完全享受与户籍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了部分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村民,他们的生存现状的确不容乐观。由于收入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他们从每月650元的两居室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单间,有的小院甚至容纳了不下10户人家,居住条件甚不理想。然而,连这些廉价的租房也在随着城市改造被逐渐拆掉,以后能否租到这样便宜的房子成为他们担心的问题。虽然也有条件较好的,竭尽全家所有贷款买一套小户型住房,高额的房贷却从此成为压在肩上的重担。
河北经贸大学特聘教授李炳亮表示,过高的房价已成为一道无形的城墙,严重制约了当前城镇化的进程。原本作为居住的房屋,却越来越多的成为房地产商和投资者炒作的对象。从买不起房到租不起房,产生了越来越多蜗居状态下的百姓,“蜗居”、“蚁族”等新生词汇迅速被人熟知。
然而住房问题还仅仅是阻碍他们扎根城市的一个方面,无法落户带来的却是教育、卫生、养老、福利、保险等生活各个领域的障碍。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这一群体处于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之间,而一些优惠政策对他们来说也是“两头靠不上”。
由于这一群体从户籍上来说是农民,但从职业分工上是城市里的工人,尤其是一些跨省打工的人群,他们的医疗费用不能纳入到报销范围。因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有不少这样的人群选择不参加新农合。同样,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继续升学,也遇到重重障碍。老家的高中升学率低,上学的经济成本又高,投入产出不对等。而与其上中专、技校,还不如直接到社会上打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数这样的子女很早投入到社会上打工,收入偏低,形成恶性循环。
李炳亮说,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更应该注重这些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宜居、宜业、宜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满足的三个基础条件。当他们长期处于“居、业、心”无法得到满足的状态下,很容易对城市产生一种疏离感和责任缺失心态。如果处理不好,带来的将是社会稳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问题。
记者在采访时,也听到了不少农民工的呼声和心愿,他们希望国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对非户籍人口渐进式增加社会服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推动农民工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努力实现城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刚刚公布的2013年《投资蓝皮书》中显示,未来20年是中国城乡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人,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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