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

本报记者 张玉雷 
　　从今年两会以来,中央高层多次对改革进行表态,那么,下一步改革内涵是什么?能否切准时机,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全面把握住机遇,并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博士。
　　“我国的GDP考核让经济发展付出资源、环境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城乡、行业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官员腐败问题突出。”李佐军说,“面对现实困局,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改革方向,‘改革之箭’已在弦上,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 ”
　　对于“改革新阶段”的特点,李佐军有如下看法:
　　首先,由经济改革为主阶段进入“五位一体”改革阶段。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限于以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金融改革为主体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非经济领域改革,但总的来说,经济改革始终占主导地位。由于非经济改革滞后造成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当前和未来迫切需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特别是需要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将各方面改革协调和统筹起来。同时,未来的改革将从过去的主要关注人的物质权利(如产权或所有权),向统筹关注人的物质权利、精神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各种权利转变,特别是向关注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转变。
　　其次,由渐进改革阶段进入重点领域加快突破改革阶段。过去的改革尤其是初期的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渐进改革、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过渡等特点——当然,1994年前后的改革具有整体推进的特性。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大多是针对当时面临的问题而展开的,也具有渐进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矛盾再不痛下决心加快解决,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故改革需要在重点领域加快突破,不能再拖,不能再绕开矛盾走了。也就是说,改革到了必须以“壮士断腕”的态度和决心解决重点领域紧迫问题的时候了。新阶段需要加快突破的改革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财税改革、司法改革、财产公示制度改革、干部绿色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等。
　　再次,由效率主导向改革阶段进入公平主导向改革阶段。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贫穷落后和平均主义,因此过去的改革在很长时期内是以提高效率为主导向的,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将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但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滞后,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社会不公等越来越成为人们不满的焦点,推进维护公平的改革刻不容缓。
　　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始进入公平主导向阶段。新阶段有必要加快推进城乡居民权利的平等化、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权利的平等化、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公平竞争、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环境权利的公平化等。
　　最后,由先易后难改革策略阶段进入攻坚克难改革策略阶段。过去改革多数时候我们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这有其必然性,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先易后难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但总是先易后难,也可能导致“改革的机会主义”,避重就轻,贻误时机。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核心矛盾再也绕不过去、再不啃硬骨头船就会很危险时,继续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策略就可能显得不识时务。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新形势,改革已到了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啃硬骨头、动真手术的时候了。在攻坚克难阶段,中国改革必须攻克如下难点:攻强大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之难;攻反改革思潮阻碍改革之难;攻“五位一体”改革协调难度加大之难;攻改革动力减弱、合力减少之难;攻改革外部环境恶化之难 (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对低迷)。
　　李佐军表示,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意味着改革将面临新的环境、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动力、新的阻力,推进改革必须采取新的思路、新的策略、新的途径和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