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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欲重查“郭美美”挽回声誉

发布时间:2013-4-25 8:09:00 来源:国际金融报 【字体:
  中国红十字会高官用“三天毁掉一百年”这样形容2011年轰动全国的“郭美美事件”,4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决定,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

  “郭美美事件”两年前将中国红十字会信誉推向了谷底,近日雅安地震,红十字会原本“诚心诚意”的募捐之举却收获十万个“滚”字,中国红十字会一下陷入了“无论做与不做,做得对还是错,做得好还是不好,都将饱受质疑”的尴尬境地。

  重查郭美美事件

  陷入质疑、调查和澄清漩涡的日子,从地震后第一天,就反复上演。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公开表示,目前,红十字会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还是抗震救灾,待芦山地震灾后紧急救援救灾基本完成后,红十字会社监委将启动针对郭美美案的重新调查。”此前,王永曾数次建议重查郭美美案,并向公众发布,“让大家达成共识,是决定启动‘郭美美事件’重新调查程序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官方先后针对三件公众质疑事件开展调查、循环公布调查结果。其中既包括子虚乌有的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也包括“有图有真相”的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的事件。昨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介绍,去年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由16名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组成,包括学界、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界代表。

  “所有委员和红会均无隶属关系,也不从红会领取任何形式的报酬。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有自己独立的章程和制度,他们广泛搜集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开展相应的调查和监督工作,并向社会公开。”王海京说。

  声誉重建

  那么,重查郭美美案,就真能帮助中国红十字会恢复声誉和公信力?昨日,连地产大亨任志强也在新浪微博表示:“要查的不仅是郭美美事件,更要说清红会的历史捐款去向、用途,要给民众一个彻底的交待!”此外,更多网友质疑的是:如果没有雅安地震,这事难道就不了了之了。

  “红会在雅安地震后遭遇的种种,是此前自身问题累积的结果。公众对红会的批评,应是其知耻后勇的动力。重建信任,可从重查始,但红会资金募集、项目运作、账务等信息制度化的公开透明更待改进。”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可心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时隔两年才调查晚了些,若要真正重塑自己的诚信形象,仅重启调查还远远不够,应该以此为契机,公开相关账目的收支明细,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详细审计,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相关查阅监督。

  相关人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红会重查郭美美事件,宣称目的是恢复红十字会声誉。调查尚未开始,结论已然有了。而这样的调查一开始就让大家不能完全信服。“红十字会要想真正脱胎换骨,还需要从内部的机构机制进行改革调整。”

  舒可心也告诉记者,红十字会首先需要建立内部相关的自律机构,来预防问题的发生并提前解决,与此同时,还要接受大众的监督,做到“内外兼修”,也让老百姓能够清楚自己的捐款去向,建立双方相关信息的对称。

  挽回声誉需努力

  “如果说各地红十字会捐款锐减的现象,与郭美美的炫富事件有关,也只能说明红十字会早就潜伏着信任危机。郭美美只不过是这个危机的推手而已,何况这种危机的产生非一日之寒,而只是一个日久积累的结果而已。”舒可心强调,如今的中国红十字会最需要的是公众的信任,红十字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雅安地震4天以来,中国红十字会不是被指责救灾没诚意,就是被质疑向别的组织收“买路钱”,甚至有人把毫不相干的“冤情”扣在红十字会的头上。地震后,红十字会虽第一时间发官博表态全力救灾,然而网民们并不买账,此后几天,红十字会在灾区救灾的一举一动也都受到这样那样的苛责。

  “到目前为止,红十字会在赈灾过程中并没有实质性的丑闻出现。但从舆论看,红十字会的确遭遇了不利局面。这是‘后郭美美时代’的红十字会未能有效重建信任和民间慈善迅猛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表示,在重建公众信任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可以与壹基金等民间公益组织在救助过程中形成链条,也可通过引入民间慈善加强自身公信力。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地震救灾中,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微博名人李承鹏和相关记者进入灾区便是一个好的尝试。

  舒可心告诉记者,理性看待中国红十字会,也是为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因为谁都没法保证这些目前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慈善组织未来是否会出现问题,一旦危机发生了,我们仍以对待红十字会的方式来对待它们,那么整个行业只会处于不断建设与摧毁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像欧美等国家那样,让慈善行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