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超越“新常态”？

　　毛振华

　　十八大换届完成，2013年作为开局之年，准确的制度构建和政策选择将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将使中国经济超越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以“低增长”、“低贸易”、“内外部不平衡调整”和“高物价”为内涵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出现“新常态”的核心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负担系数的上升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这些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2.世界需求放缓以及全球不平衡的逆转导致全球化红利结束，数据显示，在中国出口下滑的同时，中国出口额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2011年该比重达到10.4%的历史高点，未来对外贸易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3.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下降表明中国改革红利不断衰竭；4.东部大部分区域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核心区域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5.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的下降和产业的转移导致中国比较优势逐步丧失；6.各种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扬将使中国告别“低成本时代”。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提到的“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才是超越“新常态”的唯一突破口，而扩大内需最根本的动力在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及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和深化。首先，国民收入分配里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在2000年至2011年间不断增加，其中政府部门收入比重由15.8%提高到25.5%，工业企业利润占比由4.3%增至11.5%，与之相对应，居民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11.3%下滑至2011年11%的水平，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从根本上制约了居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其次，虽然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0%，但就其质量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关于人的权利和制度设计严重滞后，从而导致因城镇化产生的内需扩大效应远远落后于土地财富效应，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镇化正面效应的凸显。

　　回归政策本身，不论是收入分配体制调整还是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深化，都涉及要素价格、垄断行业、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关系到众多利益主体，因此，单枪匹马突进式的政策改革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与之相呼应的是，经济危机以来我国保增长目标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乏力、边际推动力递减，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及其2.0版本，截至2012年11月我国M2总量达到94.48万亿，M2与GDP占比已远超欧美主要经济体），但受制于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行政体制等，政策效果已大打折扣，如果缺乏经济体制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当前这种依赖财政和货币刺激的经济增长已是强弩之末。

　　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危机以来，体制约束和制度建设滞后成为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倒逼我国从制度层面系统解决经济运行效率问题，即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改革顶层设计问题，这需要新的领导集体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事实上，当前也只有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才能解决收入分配、城镇化质量提升等关系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下一轮的制度改革不会是简单的帕累托改进，而是涉及到利益再分配的制度性红利，能保证我国消费升级、新型城市化加速和深化，并提升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调控效率。未来顶层设计改革红利的释放将有效助推中国经济超越“新常态”，迈入长达十年左右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因此，2013年乃至新一轮政治周期中，深化改革和顶层设计将成为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作者为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