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经济学家宋养琰教授老树春深更著花

    宋养琰，男，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泗洪县，汉族，中共党员。 1949年4月毕业于安徽大学数学系，1949年12月毕业于华北大学，195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
    1954年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1982年奉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年晋升为教授、研究员。在1983年至1989年期间，曾任该院经济学教研室主任、马列主义教研部（下设五个教研室）主任、院学报副主编、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位委员会及评委会委员、院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副院长、院党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曾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工经协会学术部常务副部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并被国内多所高校聘为客座或兼职教授，被国内多家大型、特大型企业和集团公司聘为顾问或高级顾问。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讲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市场学》、《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悲剧》、《当代企业创新论》、《企业的十大意识》、《走出死亡的陷阱》、《路漫漫兮而求索》、《高增长中的冷思考》等；主编或参与编写了10多部著作；先后公开发表论文1千多篇。其中有不少著作和论文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有的被转载或再版，并多次获得政府、学术团体、学校的奖励。 1992年，被《经济学家》杂志评为“全国高产经济学家”。
    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终身享受政府津贴。
    宋养琰教授在理论探索和教学工作中，从不趋炎附势，不随声附和，不唯书，不唯上，不媚俗，治学态度严谨，注重求实，勇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活跃在学术阵地前沿，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本报记者 崔克亮 实习生 杨召奎

    宋养琰教授出生在民国时期，在起伏跌宕的岁月中成长，从硝烟弥漫的时代里走来。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号角，他从华北大学毕业。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他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求学问道，而后专心治学、教书育人。宋养琰教授甘于坐热冷板凳，先后出版专著12本，发表论文约千篇。他也深谙为师之道，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传道、授业、解惑，深受学生爱戴。近年来，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笔耕不辍，著书立言，多次撰文为改革建言献策。日前，宋养琰教授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让我们一起回顾宋教授求学、治学的历程，回顾共和国经济改革的历程，聆听这个变革时代中一位长者、智者的声音。
《资本论》令我如痴如醉
    中国经济时报：您读大学时是学数学的，后来是怎样走上经济学的求学和研究之路的？
    宋养琰：1949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原本想考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继续深造，争取做一名为国效力的科学家。因受阻而转入华北大学，后服从组织分配，在人大当经济学研究生。原本，我自认为有一点数学的天赋，也比较喜欢数学，但是那时只讲服从组织，坚持个人的想法是要挨批的，因此，我也断了继续学数学的念头，走上了经济学的“不归之路”。
    中国经济时报：您之前说过，就读研究生期间，对《资本论》的阅读时间几乎占您总阅读时间的一半，您为何对《资本论》如此情有独钟？
    宋养琰：做了研究生之后，有两点是十分明确的：一是既然读研究生已经敲定，只好全身心相许并投入；二是必须学好，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我打童年入学以来，因为出身贫寒、环境恶劣，读书甚少，自觉缺乏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底蕴。身处最高学府里的非常正规的“研究生”这个群体中，我与身边的同学相比，有些自愧不如。俗话说得好，“人贵有自知之明”。因而，我只能拼搏向上。说实在的，我虽然上过几年旧大学，也读了一些书，但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知之甚少。我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它，认识它。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自然是我的首选。马克思是带着浓厚的阶级情感来写《资本论》的，其中讲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他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揭示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虽然《资本论》讲的都是深刻的道理，但是它读起来温润亲切，仿佛一幅幅温婉的油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他是把《资本论》当作一件高雅的艺术品来精心设计和雕琢的。为了表述他高深的理论命题，《资本论》中，引用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塞万提斯等文学巨匠的作品，甚至像古代的作家荷马、索福克勒特、荷力士安蒂、巴特洛士的诗篇，马克思也都巧妙地加以运用。在 《资本论》中，还不时见到希腊、罗马、印度、北欧等文明古国的许多神话，这些典故都令我如痴如醉。
    可以说，我从《资本论》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学，也有文学和历史。要说今天我还能懂点文学，写几篇散文，从根本上说，是受了《资本论》的熏陶。因此，不仅过去，直到如今，我对《资本论》依然情有独钟。当然，今天看来，随着阅历的提高，认识的加深，也逐步改变了其中一些看法。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发展的理论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等。现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挑战。对此，您如何看待？
    宋养琰：今天，受到挑战的不仅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包括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其目的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他不是为了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和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主要是为了揭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即资产阶级如何利用资本来剥削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是揭露阶级矛盾，以此来唤醒、武装、鼓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拿起批判的武器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也要看到，正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革命的理论，为了快速地推进革命进程，所以在看待当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激情多于理性，批判得多，肯定得少，对一些问题的分析也不够客观。而且，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很多当时的人们难以预料的东西。诸如：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大革命、科技大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胜利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等。正因如此，马恩著作中的有些观点不能说在今天还是有效的。事实上，任何理论，都不能认为它绝对和永远正确，任何理论都必须在实践中修正和发展。这些现实，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为其身后的人类社会提供一切现成的答案。
    但是，劳动价值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科学体系，我认为还是不能否定的。古人云：“观时变以养学术”、“世异则事异”、“事变则世变”。意思是说，学术思想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经济科学只有跟上时代步伐，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看成是“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想用教条主义预料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大胆创新，力戒墨守成规。
    如果没有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
    中国经济时报：的确，我们在理论探索上必须大胆创新，并且也要勇于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那么，您认为我们应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
    宋养琰：我记得，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有一句名言，“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如果我们俩彼此交换苹果，我和你仍然各有一个苹果。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我们俩彼此交换思想，你和我各有两种思想。 ”我认为，思想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可以产生集成和放大效应，甚至会产生大于两种思想之和的X思想。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必须研究、汲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合理内核，涵盖古典的和现代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很难发展。
    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早期的英、美、法，继而是德、日，都是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土壤。必须看到，资本主义从意大利文艺复兴算起，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资本主义在它存在的年代里，虽然它在原始积累中走过它难以避免的“血腥道路”，如残酷剥削工人和农民，掠夺殖民地，在世界范围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发动侵略战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由于它在打破封建制度中解放了生产力，对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强大的推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大肆赞赏资本主义，仅就这点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还记得，上个世纪40年代，我在旧大学念书时，从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受益匪浅。至今我还记得其中的这么一段精彩的片段：“商品生产者在为自己的私利而疲于奔命的时候，真正获利最大的并非他们自己，而是社会。 ”他还说过：“市场经济下的人际关系准则是，要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先要满足他人的利益。 ”斯密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引发出在商品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看不见的手”，又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强烈作用，促进并加速了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进而使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接着，英国再以商品输出为前驱，资本输出跟上，然后政治征服，从而使其成为世界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帝国的殖民主义和政策，一方面，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实行血腥的掠夺，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把资本主义的火种播种到那里，促进那里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些事实已为人类的历史所认可。中国的香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割让出去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没有市场经济中的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香港。从大局上看，如果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
    西方经济学，不管古典经济学，还是当代经济学，总体说来，是以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积累了许多有益和可取的东西。例如，它对社会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实行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分析得比较严密、精致，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当抛弃门户之见，敞开心扉，汲取其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
中国改革在争议中前行
    中国经济时报：刚才您说，如果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但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围绕要不要或能不能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争论很久，最终，最高层还是认可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可否结合您自身的经历谈谈，这其中经历了怎么样的争论过程？
    宋养琰：中国的改革进程，通常都说是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其实，改革从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不叫“改革”，而叫“整顿”，后因“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改革开放以党的决议形式定了下来。此后，废弃了“人民公社”，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解放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在城市工业领域，厂长负责制代替党委负责制，强化科学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因而工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乔厂长”的寿命很短，很快出现了局限性，加上这时在前苏联以及东欧一些计划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也都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的“末世”，计划经济不灵了，市场经济明里或暗里都在发展。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因素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很快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以及工业等领域发酵、传导和推进，市场交换在扩大，大力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1984年以后，我国工业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实行“政企分开”。相继在财政分配上实行 “利改税”改革、在投资上实行“拨改贷”改革、在流通上实行“双轨制”改革、在经营上实行“承包制”改革，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出现第二次高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步，乡镇企业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突破了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限制，“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城乡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但是，此时的乡镇企业仍未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官倒”的产生，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从而导致20世纪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这时，社会上反改革开放的声浪甚嚣尘上，更在“特区”问题上大做文章，迫使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不得不落下帷幕。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力挽狂澜，端正了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大方向。在这个期间，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大批国有企业从承包制转变到以“明晰产权”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改革上来，完成了“转制”与“重组”，一部分乡镇企业也实行了“转制”和“重组”。相继，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空前发展。
    市场经济制度是好处较多、坏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经济制度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期间，您也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鼓吹并推动改革。
    宋养琰：改革期间，我在《经济科学》、《经济研究》等重点刊物上发表了《计划不是规律》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计划本身绝不是规律。科学的计划是客观见诸主观的产物，是“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计划”，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空话”、“大话”和“假话”。随后，针对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带有政策性的所谓“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和“计划调节为主，价格调节为辅”等问题，我又写了批评文章。文章指出，既然计划不是规律，它和市场一样，都是调节手段，因而它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就没有“第一”或“第二”、“为主”或“为辅”的问题，而只有如何更好地结合的问题。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二者调节的范围有所不同：计划调节大多是从宏观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市场调节大多是从微观经济方面发挥作用。正是由于宏观和微观的相互结合，才促使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
    我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就以 “市场经济功德无量”为题发表文章。在我的著作和论文中，多次阐述了市场经济天生的五大功能，即自我启动功能、自我调节功能、自我约束功能、自我组合功能和自我实现功能。改革开放后，我一直在想，并逐步认识到，在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类已经找到的经济制度模式 （我指的不是社会形态）中，通过历代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制度是好处较多、坏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弹性较强、刚性较弱，包容性较广、排他性较少的经济制度，也是比较容易自我启动、自我调整、变革和完善的经济制度。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内生能量，持续不断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科技的进步，成为历史和当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源。当然，它也有缺点。它的主要缺点是，凸显个人财产所有权，个人的能力和拼搏，个人的享乐，容易产生两极分化。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导致社会上的自私、贪婪等心理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其他一些问题。因此，为了克服其弱点，一切必要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组织等，都必须纳入法律的、制度的框架之内，强化社会管理，充分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
我的“改革观”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您在这些领域的主要著述和理论观点是什么？
    宋养琰：我研究和学习的领域较为广泛，但重点仍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上，包括宏观和微观。改革开放后至今，我在这方面的著作有十多本，已公开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上千篇。我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带有超前性的、言人所未言（指当时）的主要观点如下：
    1．观念更新是改革的先行官；2．计划不是规律，是“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3．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 “权利的回归”，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问题；4．政府改革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减肥”和“瘦身”；5．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也是改革的对象；6．政府的权力不等于政府的权威；7．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8．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时代潮流，不容逆转；9．“万紫千红总是春”（指多种所有制改革）；10．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有缺点的好制度；11．市场经济生而有之的五大功能：自我启动、自我调节、自我约束、自我组合和自我实现；12．新体制如同一支“联合舰队”，既能各自为战，又能联合作战；13．“替代支付制”是旧的分配体制的致命弱点；14．公司法人所有权是“大权”，出资者的股权是“小权”，“小权”要服从大权；15．中国的多数企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战略危机”；16．“信誉危机”是当前市场经济及其社会的大敌，为害深远；17．体制改革主要涵盖两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难啃的骨头；18．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必须实现化解矛盾、扩大兼容的有机结合；19．民企除“民营”外，还要“民有”、“民享”；20．对民企应实现“五放”、“三看”、“三不看”政策；21．“杀富”和“仇富”都是对改革的“反动”；22．公平不公平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23．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很完美和永恒完美的制度。